一许卫红发现自己是个色盲，是在一九八四年的秋天。那年他九岁，上小学二年级。
美术课上，老师让画秋天的田野。他画了天，画了地，画了远处的小山和近处的庄稼。
画完了，自己觉得挺好，涂色也涂得仔细，天是蓝的，地是黄的，山是绿的，
庄稼是金黄的——他记得老师上课时说过，秋天庄稼熟了，是金黄色的。老师走过来，
拿起他的画，看了半天，问：“许卫红，你这画的是什么？”“秋天的田野。”他说。
老师把画举起来，让全班同学看：“你们看看，他这涂的是什么色？天涂成绿的，
地涂成红的，庄稼涂成紫的。你这是秋天的田野吗？你这是鬼画符。”全班哄堂大笑。
许卫红低着头，脸烧得厉害。他不明白老师为什么笑。在他眼里，那支画笔的尖上，
蘸着的明明是蓝颜色，涂到纸上，怎么就变成了绿的？他挑的那支黄颜色，
涂出来怎么就变成了紫的？下课后，老师把他叫到办公室，让他又画了一遍。
这回他画得更仔细，每挑一支颜色，都要看看笔杆上贴的标签：天蓝、草绿、土黄、赭石。
他按标签涂色，涂完一看，老师皱起了眉头。“你跟我来。”老师说。老师带他去找校长。
校长又带他去找他爹。他爹在镇上农机站修拖拉机，满手油污地被人从车底下叫出来，
听校长说了半天，听不大懂，就问：“啥叫色盲？”“就是分不清颜色。”校长说。
他爹低头看看他，又抬头看看校长，问：“这碍不碍吃饭？”“吃饭倒是不碍。
”“碍不碍干活？”“干活……得看干什么活。开拖拉机可能碍事，看红绿灯可能分不清。
”他爹蹲下来，把两只油污的手在裤子上蹭了蹭，扳着他的脸，左看右看，看了半天，
说：“分不清红绿灯？那可不行。回头让你妈多给你吃点胡萝卜，胡萝卜治眼。
”许卫红点点头。那天回家，他娘真的煮了一锅胡萝卜。他吃了三天，吃得直反酸。
第四天他问他娘：“还吃吗？”他娘说：“吃，你爹说管用。”他又吃了三天，
还是分不清那两支画笔哪个是红的，哪个是绿的。后来他就不画了。美术课他坐在那儿，
看着别的孩子涂颜色，自己拿支铅笔在本子上画小人。美术老师也不管他，
反正他画什么都涂不对色，不如不涂。许卫红是江苏北部农村的孩子，家里三间瓦房，
一个院子，院子东头搭着猪圈，西头堆着柴火垛。他爹在农机站修拖拉机，他妈在家种地，
养猪，养鸡，养两个儿子。他是老大，底下还有个弟弟，比他小三岁。村子叫许庄，
离镇上三里地，离县城三十里。村前一条土路，晴天一身土，雨天两脚泥。村后一条小河，
水不清，也不浑，就那么流着，流了多少年了。许卫红小时候话少，大人问一句，他答一句，
不问他就不吭声。他娘说他三棍子打不出个屁来，他爹说，话少好，话少不惹事。
他九岁那年秋天，除了发现自己是个色盲，还发现了一件别的事：他喜欢画画。
虽然涂不对颜色，但他喜欢用铅笔在纸上画。画人，画房子，画树，画拖拉机。他画得不像，
但一画就能画半天，画完了翻来覆去地看，自己跟自己乐。他爹说，画那个有啥用？
能当饭吃？他说不上来。就是喜欢。二许卫红上到初中毕业，不念了。不是不想念，
是念不起了。那几年他爹的农机站黄了，承包给别人，他爹没活干了，回家种地。
种地挣不了几个钱，他妈又生了一场病，把家底掏空了。他弟还在念书，他得出去挣钱。
那年他十六，跟着村里的包工头去了苏州。包工头姓许，跟他一个村，论辈分是他叔。
许叔在苏州接了个装修活，要人扛水泥，搬砖头，一天十五块，管住不管吃。
许卫红坐了七个钟头的长途汽车，从县城到苏州。车到苏州的时候天快黑了，
他趴在车窗上往外看，看见那么多高楼，那么多灯，那么多车，眼睛都不够使的。
许叔在前面喊他：“卫红，下车下车，发什么呆！”他扛着铺盖卷下了车，
跟着许叔七拐八绕，走到一片棚户区。那棚户区在一条河边，房子全是铁皮顶的，
一间挨一间，密不透风。许叔带他进了一间，里头已经睡了四个人，地上铺着草席子，
墙上贴着报纸，一股脚汗味。“就这儿，你挤挤。”许叔说。许卫红把铺盖卷放下，
找了块空地方，铺开席子，躺下。旁边那人翻了个身，咕哝了一声，又睡了。他睡不着，
听着外头的动静。远处有汽车响，近处有河水淌，头顶上铁皮棚子被风吹得咯吱咯吱响。
他想，这就是苏州了。第二天开始干活。工地在一个新开发的小区，六层楼，没电梯。
他的活是往上扛水泥，一袋一百斤，从楼下扛到楼上，扛一袋两毛钱。他年轻，有力气，
一天能扛一百多袋，挣二十多块。晚上收工，手抖得端不住碗，肩膀磨破了皮，火辣辣地疼。
干了三个月，活干完了，许叔带着他们换了地方。又干了三个月，再换。一年下来，
他攒了一千二百块钱，过年回家交给他妈，他妈数了两遍，眼泪掉下来了。“卫红，你行。
”他妈说。许卫红笑了笑，没吭声。那年过年，他弟从学校回来，带了一张奖状，
是三好学生。他娘把奖状贴在堂屋的墙上，贴得端端正正的。他爹喝了酒，
拍着他弟的肩膀说：“好好念，将来有出息。”许卫红站在旁边，看着那张奖状，
心里头说不出是什么滋味。过完年他又去了苏州。这回没跟许叔，自己找了个新活，
在一个家具厂做油漆工。家具厂在郊区，厂房是彩钢板搭的，又大又空，冬天冷夏天热。
他跟着一个老师傅学调漆，学喷漆，学打磨。老师傅姓周，五十多岁，人瘦，说话慢，
干活仔细。头一个月，周师傅不让他上手，就让他看，让他学。他每天站在旁边，
看周师傅调漆，看周师傅喷漆，看周师傅打磨。周师傅调漆的时候，用小勺舀起色浆，
一点一点往里兑，兑一下，搅一搅，兑一下，搅一搅。兑完了，拿块小木板，刷一下，
举到光底下看。“你看这色，正不正？”周师傅问他。许卫红看看那木板，又看看周师傅，
说：“正。”其实他不知道正不正。那些颜色在他眼里，跟标签上写的对不上号。但他知道，
不能说自己看不出来。说了就干不成这活了。周师傅教他认颜色，不是用眼睛认，
是用标签认。每种漆桶上都有编号，白漆是101，黑漆是102，红漆是201，
黄漆是202，蓝漆是301。周师傅说，你记住号，按号调，就不会错。他记住了。
101是白，102是黑，201是红，202是黄，301是蓝。调别的色，按配方来，
配方上写多少号，就加多少号。他调出来的漆，喷到家具上，周师傅看了，点点头，
说：“行。”他松了一口气。在家具厂干了两年，他从学徒成了师傅。周师傅走了，
回老家带孙子去了，他接替了周师傅的位置，成了厂里最好的油漆工。老板夸他，
说他干活仔细，颜色调得准，从不出错。老板不知道他是色盲。三一九九三年，
许卫红二十二岁，结了婚。媳妇是老家隔壁村的，姓崔，叫崔秀英，比他小一岁。相亲那天，
他穿了一件借来的中山装，袖口有点长，他一路卷着。崔秀英穿着一件红袄，扎着两条辫子，
低着头，不怎么说话。他娘在旁边一个劲夸他，说他在苏州做油漆工，一个月挣好几百，
有手艺，将来饿不着。崔秀英抬起头，看了他一眼。他也看了崔秀英一眼。崔秀英又低下头，
说：“行。”就这么定了。彩礼三千八，三金，两床被子，一辆自行车。婚礼办了八桌，
在他家院子里，请了村里的厨子，杀了一口猪，蒸了一笼馒头。他爹喝多了，
拍着他的肩膀说：“卫红，你有福，娶了个好媳妇。”许卫红看看崔秀英，
崔秀英正低着头给人倒酒，脸红红的，像那件红袄一样红。他心想，这大概就是红的颜色吧。
结婚后他带着崔秀英去了苏州。家具厂旁边有间出租屋，十来个平方，一张床，一个柜子，
一个炉子。厕所是公用的，在院子那头，夜里去要打手电。崔秀英没嫌，打扫干净了，
买了块花布，裁了窗帘挂上。窗户朝西，下午太阳晒进来，满屋都是光。
崔秀英也在厂里找了活，在包装车间，给家具套泡沫，装箱，一天八块钱。
两个人一个月能挣六七百，除去吃住，能攒四百多。许卫红攒够了钱，给家里寄回去，
让他爹把老房子翻修了。九四年秋天，崔秀英生了个闺女。生在镇卫生院，住了三天，
花了三百多。许卫红请假回去，在医院里抱着闺女，看了又看。闺女小脸皱巴巴的，
眼睛还没睁开，就那么躺在他怀里，轻得像一只猫。崔秀英躺在床上，头发湿了贴在脸上，
脸色蜡黄，但笑着。她问：“闺女像谁？”许卫红看看闺女，又看看崔秀英，说：“像你。
”崔秀英又笑了，笑着笑着，眼泪流下来了。闺女取名许小燕。崔秀英起的，说燕子好，
燕子是吉祥鸟。九五年春天，许卫红回了一趟老家。他爹病了，肺上出了毛病，
在县医院住了半个月，花了三千多。许卫红把攒的钱全拿出来了，不够，又借了一千。
他爹出院那天，拉着他的手，说：“卫红，爹拖累你了。”许卫红说：“爹，你说的啥话。
”他爹看着他，看了半天，说：“你弟念书念出来了，将来不用你操心。
你自个儿……你自个儿好好过。”那年他弟高考，考上了南京的大学。录取通知书来的那天，
他娘在村里放了一挂鞭，噼里啪啦响了半天。他爹病还没好利索，坐在院子里晒太阳，
听那鞭炮响，脸上有了笑模样。许卫红站在院子里，看着他爹，看着他娘，
看着他弟手里的那张红纸，心里头说不出是高兴还是别的什么。回苏州以后，
他跟崔秀英说：“我弟考上大学了。”崔秀英说：“好事啊。”“得供他念书。
”崔秀英愣了一下，没吭声。“我爹病了，地里那点收入，养活他们俩都难。我弟念书，
一年学费加生活费，得好几千。我不供他，他就念不成。”崔秀英低着头，半天，
说：“那咱闺女呢？”许卫红不说话。崔秀英抬起头，看着他，
眼眶红了：“咱闺女将来也要念书。”“我知道。”“咱闺女将来也要花钱。”“我知道。
”崔秀英不说了，转过身去，肩膀一耸一耸的。许卫红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屋里静得很，
只听见隔壁传来的电视声，演着什么电视剧，男女主角在里头哭哭啼啼的。
后来崔秀英擦了擦眼睛，回过头来，说：“供就供吧。咱慢慢攒。”四九七年，家具厂黄了。
老板欠了三个月的工资，连夜跑了。第二天早上工人们来上班，看见厂门锁着，
门口贴着一张封条，是房东贴的，说老板欠了半年房租。工人们站在门口，愣了半天，
有人骂，有人蹲在地上抽烟，有人打电话报警。警察来了，看了看，记了记，说回去等消息。
等了三个月，没消息。许卫红又找活干。苏州那几年，装修活多，他干过油漆工，干过木工，
干过泥瓦匠。什么活都干，什么钱都挣。有一回在观前街附近给人装修，
是一户人家的老房子，要翻新。那户人家有个老太太，八十多了，一个人住，
房子是解放前盖的，木头都朽了。老太太站在院子里，看着他们拆墙，不说话，就那么看着。
后来许卫红才知道，那房子是她结婚时的婚房，住了六十年了。干了半个月，活干完了。
老太太在院子里站了半天，说：“变了，全变了。”许卫红不知道说什么好。
那几年苏州变化大。他们刚来时住的那片棚户区，后来拆了，盖起了商品楼。
他们在城边上租的房子，一年涨一回房租，从八十涨到一百五，从一百五涨到两百。
崔秀英说，再涨就住不起了。两千年来的时候，许卫红在工业园区找了个新活。
一家台资的电子厂，做流水线工人。厂里生产电脑配件，他负责喷漆，还是老本行。
厂子正规，交社保，管一顿午饭，一个月能拿八百多。他干了半年，又介绍了崔秀英进去，
在组装线上拧螺丝。两个人一个月能挣一千五六。除去房租吃用，能给老家寄八百。
他弟在南京念大学，一年学费三千，生活费一个月两百。他寄回去的钱，正好够。
两千零一年，他弟大学毕业，分在南京一家单位，做技术员。头一个月工资发了，
给他寄了三百块钱。许卫红收到汇款单，攥在手里，半天没说话。
崔秀英在旁边说：“你弟有心。”许卫红点点头。两千零二年，许小燕上小学了。
学校在城边上，是个民工子弟学校，几间平房，一个操场，操场上是土地，一下雨全是泥。
许卫红送她去报名那天，站在校门口，看着那些孩子，看着那几间破房子，心里头不是滋味。
崔秀英说：“咱闺女将来，不能也念这样的学校。”许卫红说：“嗯。”“咱得攒钱。
”“嗯。”两千零三年，他爹没了。肺上的病拖了几年，最后还是没拖过去。
许卫红赶回去的时候，人已经装进了棺材，停在堂屋里，脸上盖着一张黄纸。他跪在地上，
磕了三个头，没哭。他娘在旁边哭，哭得直不起腰。他弟也从南京赶回来了，跪在他旁边，
也磕了三个头，也没哭。出殡那天，村里的男人抬着棺材，往村后的坡地上走。
许卫红跟在后面，一步一步走。他想起小时候，他爹教他骑自行车，在后头扶着车座子，
跑得气喘吁吁。他想起那年他爹在农机站修拖拉机，满手油污地从车底下爬出来，
蹲在他面前，说分不清红绿灯就多吃胡萝卜。他想起他爹出院那天，拉着他的手，
说自个儿好好过。坡地到了。棺材放进坑里，土一锹一锹填上去，填平了，堆成一个坟包。
他娘在旁边烧纸，纸灰飞起来，落在人身上，落在坟包上。天灰蒙蒙的，要下雨的样子。
许卫红站在那儿，站了很久。五两千零四年，许卫红发现厂里在裁员。
台资厂这几年效益不好，订单越来越少，工人从一千多裁到五六百。车间里空了半边，
机器停着，落满了灰。老工人一个个走了，新工人招不进来。许卫红干了四年，算老工人了，
车间主任见了他还点头，叫一声“老许”。老许心里知道，早晚轮到自己。那年秋天，
崔秀英先被裁了。组装线撤了三条，裁了一百多人，她是其中之一。回家那天，她坐在床边，
半天没说话。许卫红下班回来，看见她在屋里坐着，饭也没做，心里就明白了。“裁了？
”他问。崔秀英点点头。“没事。”他说，“再找。”崔秀英找了三个月，没找到。
那几年苏州变化快，电子厂一家接一家地开，也一家接一家地关。她年纪大了，快四十了，
厂里招工都要年轻的，十八九的，二十出头的，手脚麻利的。她拧了几年螺丝，
手指头都变形了，关节粗大，一到阴雨天就疼。后来她在菜市场找了个活，帮人家卖菜。
凌晨三点起来，骑三轮车去批发市场进货，拉到菜市场卖，一直卖到天黑。一个月四百块，
不管吃住。许卫红还在厂里撑着。他知道撑不了多久，但能撑一天是一天。每天下班，
他骑着自行车穿过工业园区，看见那些新盖的厂房，那些新铺的马路，那些新栽的树。他想，
这些跟自己有什么关系呢？自己就是个干活的，哪里有活就去哪里。两千零五年，
厂里终于裁到他了。那天车间主任把他叫到办公室，说了半天话，大意是厂里困难，没办法，
老许你多理解。许卫红听着，点点头。主任拿出一张纸，让他签字。他签了。
主任又拿出一个信封，说这是补偿金，一万二。许卫红接过信封，捏了捏，揣进兜里。
他走出办公室，走过车间，走过厂房，走过厂门口。门口的保安跟他打招呼：“老许，走了？
”“走了。”“以后常来玩。”“嗯。”他骑着自行车，骑了半个钟头，骑回租住的房子。
崔秀英还没回来，屋里黑着灯。他坐在床边，把那信封拿出来，抽出里面的钱，数了数，
一万二。他又把钱装回去，把信封放进柜子里。晚上崔秀英回来，他告诉她，自己也裁了。
崔秀英愣了愣，问：“补偿多少？”“一万二。”崔秀英坐在床边，半天，
说：“够咱闺女交几年学费了。”许卫红点点头。那年许小燕上四年级，
民工子弟学校教学质量不行，崔秀英一直想让她转学，转到公办学校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