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血书血。顺着指缝往下淌的血，滴在火车站的水泥地上，洇开一小片暗红。
林玉宝低头看着自己的手。手背皴裂，指节粗大，
虎口处有层老茧——这是十年农场生活刻下的印记。此刻，
这只手正死死攥着另一只手的食指，而那只手的食指，被她咬得血肉模糊。“疯子！
你这个疯子！”被咬的是个男人，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工装，正跳着脚惨叫。
他身边站着个烫卷发的女人，穿一件崭新的的确良衬衫，踩着黑皮鞋，
正尖声招呼车站广场上看热闹的人群：“大家快来评评理啊！这个乡下女人一回来就咬人啊！
她是劳改犯！是从新疆逃回来的！”人群围上来。林玉宝松开嘴。她抬起胳膊，
用袖子抹了把嘴角的血，然后从地上捡起一张纸。那是一张结婚申请书。
表格的每一栏都填满了：申请人乔秋生，男，26岁，
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干部；申请人林玉宝，女，27岁，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十师——后面那个“师”字被划掉了，盖了个红章，改成了“场”。
公章下面是五个字：已批准返城。日期：1983年6月15日。
今天是1983年6月18日。三天前，这张表还揣在林玉宝的内衣口袋里，
从乌鲁木齐到上海的火车上，她隔着布料摸了它整整七十二个小时。三天后，
这张表被另一个人揉成一团，扔在人民广场的石凳下面。“你喊。”林玉宝开口。
她的声音哑，十年农场风沙刮出来的哑，和这弄堂里长大的姑娘不一样，
和眼前这个卷发女人更不一样。“你喊大声点。”她把那张揉皱的纸展开，抚平，
“喊完这圈人，我给他们讲讲，你旁边这个男人，一个月往新疆写一封信的辰光，
是怎么写的。”卷发女人一愣。“‘玉宝吾妻’，这是开头。
”林玉宝盯着那个捂着手的男人，“‘天冷加衣，保重身体’，这是中间。‘等我毕业，
等你回城，我们结婚’，这是结尾。一个月一封，三年三十六封，一封不多，一封不少。
”人群里有人笑了一声。“后来呢？”有人问。后来？后来就是那个男人考上大学，
进了工商局，认识了局长的女儿——就是眼前这个卷发女人。后来就是他写了一封信，很短，
说“我们的关系到此为止吧，回城问题无法解决，家庭成分是个大问题”。那是去年的事。
林玉宝没回信。她请了假，跑到团部，跑了两趟，跑了三趟，跑了十三趟。今年春天，
政策下来了，知青可以返城了，只要原单位同意接收。她写了封信回上海，没写给那个男人，
写给弄堂里一个老邻居。老邻居帮她跑了街道，跑了派出所，跑了她姆妈的单位。一个月前，
通知寄到农场：同意接收。林玉宝拿着那张通知，又跑了一趟那个男人家的弄堂口。
她没进去。她站在电线杆下面等，等到天黑，等到那个男人下班回来。她喊他一声，
他把自行车停下来，愣了半天，说：“玉宝？你怎么——”“我回来了。”她说。
她没说那一趟趟跑下来的返城手续，没说农场那些人在背后嚼的舌根，
没说自己这十年来每个月往邮局跑的那些路。她只把那封从怀里掏出来的信递过去。
那封信是半年前收到的，信封上的字迹，她认得。那个男人看完信，脸上表情变了又变，
最后说：“明天，明天我在这里等你。”第二天，他带来的是这张结婚申请书。“填好了。
”他说，“你先回去开证明，开好证明，我们就去领证。”林玉宝看着他。
他避开了她的眼睛。林玉宝什么都没说，拿着那张表回了农场。开证明要一个月，她等了。
买火车票要排三天队，她排了。七十二个小时的火车，硬座，她坐了。三天后，
她站在人民广场，等来的不是领证的男人，是他和另一个女人。“我跟她说清楚了。
”那个男人对卷发女人说，“真的，我跟她说得清清楚楚。”“清楚？
”林玉宝往前走了一步，“你跟我说什么了？”那个男人往后退了一步。
卷发女人挡在他前面，下巴抬得高高的：“乔秋生跟我讲过了，你们就是以前认识，
现在他跟你没有关系。你这种女人我见多了，从外地回来的，没工作没户口，
想赖上人家——”“没户口？”林玉宝打断她。她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打开。
“上海市公安局。”她念，“户籍迁移证明，林玉宝，原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十师，
迁入址上海市南市区小南门街道同福里18号。接收单位：上海市南市区饮食公司。
”她把那张纸举起来，对着人群转了一圈。“有单位。”她说，“东风饭店，洗碗工，
下个月一号报到。”人群里有人吹了声口哨。卷发女人的脸涨红了。那个男人——乔秋生，
伸手想拉林玉宝的袖子：“玉宝，你听我说——”林玉宝把手抽回去。她看着他，
像看一个不认识的人。“我听你说三年了。”她说，“听了三十六封信。
现在换你听我说一句。”她把手里的结婚申请书叠好，收进口袋。然后她弯下腰，
从地上拎起一个布包。布包是帆布的，洗得发白，上面印着“农十师建设兵团”几个字，
已经褪色了。包里鼓鼓囊囊的，不知道装了什么。林玉宝把布包打开一条缝，
从里面抽出一件东西。是一把刀。斩鱼刀。刀身不长，一拃多，但宽，
刀刃上还沾着没擦干净的鱼鳞和血丝。这把刀跟了她三年，在农场食堂，她一天斩上百条鱼，
斩得手腕比男人还粗。她把刀举起来。人群往后一退。乔秋生腿一软，差点坐到地上。
林玉宝没看他。她看着那把刀，把刀刃上沾着的一片鱼鳞捻下来，弹到地上。
然后她把刀收回包里。“你放心。”她说，“这刀不是斩你的。”她转身往火车站外走。
走了几步，又停下来，回头。“那三十六封信。”她说，“我留着。”乔秋生的脸色变了。
“玉宝——”“我留着。”林玉宝说，“等你结婚那天，我给你们送份大礼。”她走了。
人群自动让开一条路。卷发女人在后面跳着脚喊什么，她没听见。
她只听见自己那双解放鞋踩在水泥地上的声音，啪嗒，啪嗒，啪嗒。走出火车站，
六月的太阳明晃晃的，照得人眼睛疼。林玉宝站在广场边上，眯着眼往四周看。三十年。
不对，是十年。她离开这个城市十年了。十年前坐火车走的时候，也是这个季节，
也是这么热的天气。那时候她十七岁，扎着两根辫子，穿着绿军装，胸前一朵大红花，
站在车厢门口挥手。车下面站着她姆妈，她阿姐，还有一个人——乔秋生。
他那时候也是十七岁，站在人群里，个子不高，瘦瘦的，穿一件白衬衫。火车开动的时候，
他追着火车跑，跑了好远，最后变成一个点，消失了。林玉宝把眼睛闭上。太阳照在眼皮上，
一片红。她想起农场那些年，冬天零下三十度，早上起来脸上一层霜。她想起那些信，
从上海寄来的，一个月一封，拆开的时候手指头冻得发僵。她想起那些夜里，躺在大通铺上，
听别的女知青翻身，有人做梦喊“妈”。她想起去年收到的那封信，很短，说“到此为止”。
她睁开眼睛。眼前是1983年的上海火车站，广场上人来人往，有人挑着担子卖棒冰，
有人推着自行车卖《新民晚报》，有个小孩举着根冰棍跑过去，被大人一把拽住。
阳光亮得刺眼，空气里飘着煤球炉子的烟味、熟食摊上的油腻味、公共厕所飘过来的腥臊气。
林玉宝吸了吸鼻子。这个味道，她记得。她把布包背好，往公共汽车站走去。同福里。
弄堂口那棵梧桐树还在。树干比十年前粗了一圈，树荫罩着半边路。
树下坐着几个乘凉的老太太，摇着蒲扇，脚边趴着猫。林玉宝走过去。老太太们抬头看她。
“哪家的？”一个老太太眯着眼问。“18号。”林玉宝说。老太太们交换了一个眼色。
林玉宝没停步，往弄堂里走。同福里还是老样子。窄窄的弄堂，两边是二层楼的石库门房子，
屋檐挨着屋檐，几乎要碰到一起。头顶上晾着衣服，男人的汗衫，女人的衬裤，小孩的尿布，
湿漉漉地滴着水。煤球炉子支在门口，有人正扇着扇子烧饭，烟呛得人眼睛疼。
林玉宝走到18号门口，停下来。门虚掩着。她推开门。客堂间里摆着一张八仙桌，
桌上放着半碗剩菜，苍蝇在上面爬。姆妈坐在桌边，手里拿着一把扇子，一下一下地摇。
听见门响，姆妈抬起头。她看了林玉宝一眼，没站起来，继续摇扇子。“回来了？”她说。
“嗯。”林玉宝站在门口。姆妈把扇子放下，上下打量她。目光从她脸上移到身上，
从身上移到脚上，又从脚上移回脸上。“瘦了。”她说。林玉宝没吭声。姆妈站起来，
走到灶披间门口，朝里面喊了一句：“玉宝回来了。”灶披间里传出一阵锅碗瓢盆的响动。
然后门帘一挑，阿姐林玉珍端着碗筷出来，后面跟着姐夫，后面跟着外甥女。
一家人都出来了。站成一圈，看着林玉宝。林玉宝站在那里，布包还背在肩上。“姆妈。
”她喊了一声。姆妈点点头。她走到八仙桌边，把剩菜往旁边推了推，
从桌底下拖出一张条凳，往地上一顿。“坐。”她说。林玉宝坐下来。布包从肩上滑下来，
靠在腿边。一家人围着八仙桌坐下来。没人说话。苍蝇嗡嗡地飞。阿姐林玉珍看了姆妈一眼。
姆妈没理她。姐夫咳了一声，把脸转向一边。外甥女趴在桌子角上，
睁大眼睛看着这个从来没见过的阿姨。林玉宝从口袋里掏出那张户籍迁移证明，放在桌上。
姆妈拿起来，看了看，放下。“户口迁回来了。”她说，“工作呢？”“东风饭店。
”林玉宝说，“洗碗工，下个月一号报到。”姆妈点点头。沉默。苍蝇落在剩菜碗里，
爬了两圈，又飞起来。“那个姓乔的呢？”姆妈突然问。林玉宝没说话。姆妈看着她，
脸上的皱纹动了一下。“我托人打听过了。”姆妈说，“他跟工商局局长的女儿谈对象了。
”林玉宝还是没说话。姆妈站起来，走到灶披间门口，背对着她。“我就当你没认得这个人。
”她说。林玉宝低着头，看着桌面上那道裂开的缝。小时候写作业趴在这张桌子上，
铅笔芯断在里面，她用指甲抠过，没抠出来。现在那条缝还在，铅笔芯也在，黑黑的一截，
嵌在木头里。“姆妈。”她说。姆妈没回头。林玉宝抬起头，看着姆妈的背影。
姆妈的背比十年前驼了。头发也白了，后脑勺那一圈，白得刺眼。林玉宝张了张嘴，
想说点什么。可是喉咙里像堵了团棉花，一个字都挤不出来。她想说，姆妈，那三十六封信，
我留着的。她想说，姆妈，我回来的路上，把那些信又看了一遍，在火车上，一夜没睡。
她想说，姆妈，那个人，我十七岁就认得他了。她什么都没说。姆妈转过身，走回桌边，
把那张户籍迁移证明推到她面前。“收好。”姆妈说，“明天去街道报个到。
”林玉宝把证明叠好，收进口袋。姆妈又坐到条凳上，拿起扇子，一下一下地摇。“玉珍，
”她对大女儿说，“去烧点水，让玉宝洗把脸。”林玉珍站起来，往灶披间走。走到门口，
又回头，看了林玉宝一眼。那眼神里有点什么。林玉宝没看懂。外甥女还趴在桌角上，
睁着眼睛看她。林玉宝看着她。七八岁的小姑娘，瘦瘦的，扎两根小辫，
穿一件洗得发白的碎花裙子。这孩子是她离开上海那年生的，生在农场，长在农场，
去年才跟着阿姐一家回来。林玉宝从来没见过她。“你叫什么名字？”林玉宝问。“小芳。
”小姑娘说。“几岁了？”“九岁。”林玉宝点点头。小姑娘还看着她。“阿姨，
”小姑娘突然问，“你是不是在火车站咬人了？”林玉珍从灶披间冲出来，
一把拽住小姑娘的胳膊，往后面拖。姐夫站起来，脸色难看。姆妈的扇子停了。
林玉宝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弄堂里传来谁家收音机的声音，放的是邓丽君的歌，
咿咿呀呀的，听不清唱什么。隔壁人家在炒菜，油锅刺啦一声响，葱花的香味飘进来。
林玉宝低下头，看着腿边那个帆布包。包里装着三十六封信，一把斩鱼刀，
还有一块用旧报纸包着的，从新疆带回来的石头。她伸出手，摸了摸那块石头。石头是凉的。
第二章 石头那块石头是在玛纳斯河边捡的。那时候她刚下乡，十七岁，
第一次看见那么宽的河，那么大的石头。河水是浑的，夹着泥沙，轰轰隆隆往东流。
河滩上全是石头，大大小小，圆的扁的，被水冲得光溜溜的。她蹲在河滩上，捡起一块，
翻来覆去地看。“这有什么好看的？”旁边有人说。她抬起头。是个男的，
穿着和她一样的绿军装，胸口也别着大红花。个子不高，瘦瘦的，脸被太阳晒得发红，
眼睛倒是亮。“好看。”她说。那人蹲下来，也捡起一块石头，看了看，扔了。“这破石头，
我们那里多的是。”他说，“黄浦江边，全是这种。”她愣了一下：“你是上海的？
”“乔秋生。”他伸出手，“杨浦区的。”那是1973年7月。从那天起，
他们就在一个连队。割麦子的时候，他排在她左边，她弯着腰割，他就比她多割两垄。
收工的时候，他在后面走，她回头看一眼，他就冲她笑一笑。吃饭的时候，他们不在一个桌，
但她知道他在哪个角落坐着，端着搪瓷碗，埋头扒饭，吃完了把碗往盆里一扔，
抹着嘴走出去。那时候农场有规定，男女不许单独说话。他们也没怎么说过话。
就是偶尔在路上碰见，他看她一眼，她看他一眼，错过去，谁也不回头。
后来就有人传闲话了。“那个林玉宝，跟乔秋生谈对象呢。”“真的假的？”“真的，
我亲眼看见的，两个人躲在麦垛后面。”她没躲过麦垛后面。
她只是在收工的时候多看了他两眼。但闲话传到指导员耳朵里，指导员把她叫去谈话。
“林玉宝，你注意点影响。”“我没注意什么影响。”她说。指导员看着她，叹了口气。
“我知道你们不容易。”他说，“但规定就是规定。再有下次，我就调你去别的连队。
”她站在指导员办公室门口，阳光照在脸上，刺得眼睛疼。出来的时候，
乔秋生在对面的大树下站着。他看着她，嘴唇动了动，没出声。她也看着他。
两个人隔着十几步远，中间是空空的打谷场。后来乔秋生走过来。“你别怕。”他说，
“我去跟指导员说。”“说什么？”“说是我先找你的。”她看着他。太阳在他背后，
把他的脸照得发黑，只有眼睛是亮的。“你找我干什么？”她问。他愣了一下，没说话。
她转身走了。那年冬天特别冷，零下三十度，早上起来脸上一层霜。她缩在被窝里不想动，
听见外面有人喊她名字。“林玉宝——林玉宝——”是乔秋生的声音。她披上棉袄，打开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