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老宅的梧桐又落了一层叶,阿蘅蹲在青石板上数蚂蚁搬家。
她穿着堂兄淘汰下来的藏青色短裤,裤脚卷到膝盖,露出两截晒得黝黑的小腿。
母亲从窗棂里探出头,那声"姑娘家成何体统"的呵斥还在半空飘着,她已经蹿上了墙头,
坐在那片斑驳的灰瓦上晃荡着双腿。"你看那家的丫头。"巷口总有这样的窃窃私语,
像梅雨季节墙根处滋生的苔藓,黏腻而顽固。阿蘅不懂,为什么同样的翻墙爬树,
堂兄是"皮猴儿有出息",到了她这里就成了"野丫头没人要"。
她只知道瓦片被太阳晒得暖烘烘的,远处的炊烟正在暮色里一笔一笔勾勒着人间的轮廓,
而风穿过她剪短的头发时,那种自由的感觉,和哥哥们描述的一模一样。
那是九十年代初的江南小镇,改革开放的浪潮正一波波拍打着古老的堤岸,
却冲不走那些沉积在石板缝里的旧观念。阿蘅的祖母是裹过小脚的女人,
那双畸形的脚掌藏在精致的绣鞋里,像某种被精心保存的创口。
老太太总爱摸着阿蘅的头发叹气:"你要是男娃就好了。"这句话的尾音总是往下沉,
仿佛"男娃"二字有千斤重,能砸穿命运的地板,窥见另一层截然不同的天地,能改变世界,
能穿越未来,能冲出宇宙……阿蘅后来想,祖母的叹息里或许有她自己都未曾察觉的残忍。
那不是恶意,只是一种被彻底内化的绝望——仿佛女性的存在本身,
就是一种需要被原谅的过错。这种原谅需要借由"像男娃"来求得,
好像"女"这个字的笔画里,天然带着某种亏欠。二学堂里的先生是个留过洋的老派人物,
穿长衫,戴眼镜,讲"之乎者也"时摇头晃脑,却在女生入学那天,
特意在讲台角落放了一盆兰花。"女孩子嘛,"他说,目光扫过底下稀稀落落的几个女学生,
"总要有些女孩子的样子。"阿蘅不知道"女孩子的样子"该是什么模样。
她只知道当她在算术课上第一个算出鸡兔同笼的答案时,先生眼中的惊讶像一滴墨落入清水,
晕开的涟漪里写满了"这怎么可能"。而当她把答案写在黑板上,
粉笔灰簌簌落在她挽起的袖口时,后排男生那声刻意拖长的"假小子",像一根细小的刺,
扎进了她尚且柔软的皮肤。她开始观察。
观察那些被称为"有女孩子样"的同学是如何走路的——步子要小,膝盖要并拢,
裙摆不能晃动得太厉害;观察她们如何笑——用手帕掩着嘴,
声音像被掐住脖子的云雀;观察她们如何说话——轻声细语,不能抢白,不能反驳,
即使知道正确答案也要"谦虚"地等男生先说。这种观察本身就是一种规训,
阿蘅后来才明白,那些目光、那些评语、那些"为你好"的告诫,共同编织成一只巨大的茧,
困住了千千万万的她,而她们被期待在其中完成一场漫长的、无声的蜕变。最可怕的是,
这茧的丝线往往来自同性。母亲会在她读书入迷时抽走书本,
换上针线笸箩;女同学们会窃窃私语某个"太出风头"女生的八卦,
用"不像话"三个字轻易抹杀一个人的独特性,
同性目光审判着每一个女孩子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她们既是审判者,又是被审判者,
仿佛身为女孩子,就要半点挑不出错;甚至连最疼爱她的祖母,
也会在除夕夜把鸡腿夹给堂兄,说"男娃长身体"。这些细微的偏袒像水滴石穿,
在漫长的岁月里蚀刻出一种自我怀疑:是不是我真的错了?是不是我的渴望本身,
就是一种僭越?三阿蘅十六岁那年,镇上来了个照相师傅。那是个精瘦的中年人,
挑着一副担子,一头是黑布罩着的相机,一头是印着"上海"字样的木箱。
他在祠堂门口支起摊子,说能照"洋相",能把人装进小小的纸片里,寄给远方的亲人。
母亲终于松口让她去照相,条件是必须穿那条压箱底的藕荷色旗袍。那是外婆留下的遗物,
缎面上绣着大朵大朵的牡丹,穿在阿蘅身上像一场不合时宜的盛装。她站在镜头前,
手脚都不知道往哪里放,照相师傅让她"笑一笑,温柔一点",她就努力扯动嘴角,
结果照片洗出来,表情僵硬得像戴了面具。"这姑娘,怎么一点都不温婉,像个假小子一样。
"母亲看着照片叹气。阿蘅却偷偷在第二天又去了祠堂。她换上了自己的布衣长裤,
把头发扎成马尾,在镜头前做了一个鬼脸——那是她对着井水练习过无数次的表情,
左眼眯起,右眉上扬,嘴角歪向一边,像只狡黠的小兽。照相师傅愣了一下,随即哈哈大笑,
按下了快门。那张照片她保存了很多年。照片里的少女没有"女孩子该有的样子",
她有自己的样子——一种未经驯服的、生机勃勃的、只属于她自己的神情。后来阿蘅常常想,
所谓"女孩子该有的样子",究竟是谁的规定?为什么"温柔"是美德而"调皮"是缺陷,
仅仅因为前者被分配给了女性,后者被分配给了男性?这种分配本身,
不就是最粗暴的削足适履吗?四大学是在省城读的。阿蘅第一次走进图书馆,
被那排山倒海的书架震慑得说不出话。她像一条终于游入大海的鱼,
贪婪地吞食着一切——哲学、历史、诗歌、物理,
那些在家乡被认为"女孩子不需要懂"的知识,在这里敞开着怀抱。
她遇见了一个叫陈默的男生,他在读伍尔夫,她在读鲁迅,
他们在熄灯后的走廊里争论"一间自己的房间"究竟意味着什么,
直到宿管阿姨的手电筒光柱扫过来。"你知道吗,"某个深夜,陈默突然说,
"我小时候想学芭蕾,被父亲吊起来打。他说,男孩子跳舞,不如去死。"阿蘅愣住了。
在她的认知里,男性是特权的享有者,是旧秩序的保护者,却第一次意识到,
那套僵化的性别脚本同样囚禁着他们。陈默不能哭,不能软弱,
不能喜欢"女孩子才喜欢"的东西;他必须坚强,必须进取,必须成为"顶梁柱",
即使那意味着压抑自己真实的渴望。这种"必须"和女性的"不能"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共同铸成牢笼的栅栏。他们后来分手了,不是因为不爱,
此都在借用对方来反抗某种东西——她用他的"男性气质"来证明自己可以"像男人一样",
他用她的"女性气质"来证明自己可以"不像男人那样"。当这种借用的本质被揭穿,
剩下的只有疲惫。阿蘅在日记里写:"我们不是爱具体的人,而是爱一种可能性,
一种'如果我不是我,如果我可以是任何人'的可能性。
"五真正让阿蘅开始思考"个体性"这个问题的,是她教过的学生小林。
那是个十二岁的男孩,有着惊人的绘画天赋,笔下的线条像是有生命般流动。
但他父亲把画纸全部烧了,说"画画是女孩子的事,你要去学奥数"。
小林在作文里写:"我想做一只蝴蝶,但爸爸说蝴蝶是女的,我必须做一只老虎,
他说老虎才是能顶天立地的男子汉。"阿蘅在那篇作文上批了一个大大的"优",
然后花了整整三个晚上,写了一封长信给那位父亲。她没有讲大道理,
只是讲了一个故事:关于她小时候爬过的墙头,关于那张搞怪的照片,
关于她如何在三十岁那年终于学会不因为"不像个女人"而道歉。
她不知道那封信有没有被读完,但小林后来告诉她,父亲终于允许他在周末画两个小时,
"虽然还是要先做完奥数题"。"老师,"小林问,"为什么蝴蝶是女的,老虎是男的?
是谁规定的?"阿蘅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想起自己读过的那些理论,关于社会建构,
关于文化符号,关于权力如何通过命名来规训身体。
但这些话语对于一个十二岁的孩子来说太沉重了。最后她说:"没有人规定。
蝴蝶可以是男的,老虎可以是女的,或者它们谁都不是,只是蝴蝶和老虎。就像你,
只是小林,不是'应该怎么样'的小林。"小林似懂非懂地点头。但阿蘅知道,
这种"懂"需要一生的时间去实践。
因为外面的世界每天都在重复那些古老的咒语:"男孩要有男孩样""女孩要有女孩样",
仿佛"样"比"人"更重要,仿佛归类比认识更紧迫。他们害怕混乱,害怕模糊,
害怕那种无法被标签捕捉的流动性——而这种恐惧,往往以"保护"的名义出现,
以保护孩子不受伤害为由,提前为他们划定安全的牢笼。六阿蘅三十五岁那年,祖母去世了。
整理遗物时,她在樟木箱底发现了一个布包,里面是一双小小的绣花鞋,以及一沓泛黄的纸。
那是祖母年轻时写的诗,字迹娟秀却有力,写着对山外的向往,对读书的渴望,
对"为什么女子不能"的诘问。最后一页的日期停在1943年,那年祖母十六岁,
次年她就被许配给了从未谋面的祖父,那些诗稿被锁进箱底,一锁就是七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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