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三爷把最后一个灯泡拧进枣树枝桠时，天已经黑透了。他从木梯上下来，退后两步，
仰着脖子端详。那棵老枣树站在院门口七十多年了，树干皴裂如龟背，
枝桠交错如老人的指节。他七岁那年，这树还只有碗口粗，奶奶说，你爷爷走那年栽下的，
等你长大了，枣子甜了，他就回来了。他没等到爷爷回来，倒是把自己等成了爷爷。
此刻老树浑身披挂起红黄蓝绿的小彩灯，像戏台上穿霞帔的老旦，
颤巍巍地立在腊月的寒风里。他伸手按下电源，倏忽间，整棵树从梢到根亮成了一团火。
“爹，进屋吃饭。”儿子在堂屋门口喊他。“来了。”他嘴上应着，脚却没动。
隔壁老吴家的杏树也亮了。对面二妮家的石榴树也亮了。再远处，
村西头那棵五百年的老槐树，早被镇上的人用网灯缠了三道。陈三爷眯起眼，
整条巷子星星点点，那些光从每户人家的窗台、门墩、井台、鸡窝顶上流出来，
汇成一条浅浅的河。他忽然想起六十八年前，也是这样的除夕夜。那年他八岁。
腊月二十九下了一场大雪，把村口的路封得严严实实。奶奶把院里院外的雪扫了三遍，
还是不停地扫。他蹲在门槛上剥蒜，看奶奶的笤帚在青石板上划出一道道水痕。“奶奶，
你扫那么干净干啥？”奶奶没回头：“你爷爷认路，得让他看清门。”“爷爷啥时候回来？
”笤帚停了一下，又继续划动：“快了。正月十五前准回。”他那时不懂。
后来他翻过奶奶的针线筐，里面压着三十七封信，
都是爷爷从归化、从库伦、从恰克图寄回来的。最后一封是民国十七年腊月初八，信上说，
货已脱手，过了年就动身，赶正月十五前到家。信封里还夹着一张毛边纸，上头画着一盏灯，
旁批一行蝇头小楷：“吾妻如晤。塞外风雪夜，见灯如见家。”那是他第一次知道，
爷爷会画画，也第一次知道，爷爷会写信。只是那之后，再也没有信来。
奶奶把那盏灯画压在枕头底下，压了一辈子。陈三爷收回思绪，弯腰把木梯扛上肩。
梯子比往年沉了，他膝盖也吃不住劲，走了两步又放下。“爹，我来。
”儿子从堂屋小跑过来，接过木梯。他今年五十一，头发也白了边。陈三爷没争，退到墙根，
摸出烟袋。儿子扛着梯子进柴房，脚步声在水泥地上笃笃地响。他叫陈建平，
在深圳一家电子厂做质检员，今年是五年来头一回回来过年。前几年总说厂里忙，
走不开；去年说抢不到票；前年说孩子要期末考试，怕耽误。其实陈三爷知道，哪里是忙，
是混得不好，不好意思回。他没戳破。当爹的，有些话不能说。“建平，”他忽然扬声，
“你小子上回爬梯子哪年的事？”儿子从柴房出来，拍着手上的灰，
愣了一下：“有……快二十年了吧。”“娶媳妇那年。
非说要把咱家灯笼换成你们南方那种走马灯，爬上去够不着，把瓦踩裂三块。
”建平笑了一声，眼角皱起细密的纹。他走到父亲身边，也仰头看那棵亮堂堂的枣树。“爹，
你年年都这么弄，累不累？”陈三爷吸一口烟：“你年年坐三十多个小时火车，累不累？
”儿子没吭声。“累还回，为啥？”陈三爷把烟袋磕了磕，“就因为那头有人在等。
”建平垂着眼，半晌说：“爹，其实前几年我不敢回。那阵子厂里效益不好，裁了两批人，
我没被裁，但工资压了四个月。我想着，回来一趟花小两千，这钱要是在深圳，
够我撑到发薪……”“你怕我看出来。”“我怕您担心。”父子俩沉默了一会儿。
巷子里有人放起了烟花，金色的火星划过夜空，在枣树梢头亮了一下，又灭了。“你奶奶，
”陈三爷开口，“等我爷等了四十年。”建平转头看他。“她走那年初春，枣树刚发芽。
我把她抬到院里晒太阳，她眼睛已经不大看得清了，还一个劲儿问，枣花开了没有？
我说开了。她又问，那灯呢，灯栽上了没有？我说栽上了，栽了满树。她点点头，说那就好，
你爷认路。”他顿了一下，烟袋杆在指间捏得发白。“其实那年我忙，还没来得及挂。
我骗她的。”建平没说话。巷子那头，老吴家的小孙子举着烟花棒跑过，
笑声清脆得像摔碎的冰。“后来我去把灯补上了。”陈三爷说，“年年补，年年挂。
挂到后来，我有时候自己也分不清，是等你奶奶回来看，还是在等你爷爷。”他站起身，
拍了拍膝头的土。“再后来，是等你。”建平喉咙动了一下，
半晌才发出声：“爹……”“进屋吃饭。”陈三爷转身，“面条要坨了。”堂屋里，
八仙桌上摆着三副碗筷。正位空着，那是老伴的位置。她走了五年，肺病，
走的时候枣花开得正好。她爱闻枣花香，说比桂花都好，清冽冽的，像井里新打的水。
陈三爷至今记得，她嫁过来的头一个除夕，他正踩着梯子往枣树上缠红纸，她在树下仰着脸，
年轻的眼睛比灯还亮。“三哥，咱村咋都兴这个？”他把红纸缠好，
低头看她：“老辈人传的，说灯是给人看的，也是给魂看的。走远路的人，抬头看见亮，
就知道家在哪。”“那你给谁看？”他没答。她也不追问，只轻轻说：“往后我给你看。
”四十八年，她从新媳妇熬成白发老妪，果真年年陪他挂灯。有一年他腰闪了，
她非要自己爬梯子。他拦不住，在底下扶着，看她颤巍巍举着灯往枝上绕，
嘴里还念叨：“老陈家的灯，哪能黑一年。”那是最后一回。第二年开春她就病倒了，
再没能爬起来。陈三爷在空位置前站了一会儿，把老伴的筷子摆正。“吃饭。”他说。
建平妻子端着一盆烩菜从厨房出来。她是个寡言的河南女人，在深圳一家电子厂食堂帮工，
今年跟着回来过年。孙子陈明朗趴在桌边，眼巴巴等饺子，
手里攥着一串从镇上买的小彩灯——是他自己要的，说要挂在爷爷院里的石榴树上。“爷爷，
”明朗仰头问，“咱家为啥挂这么多灯啊？同学家都是挂一两串就行了。
”陈三爷给他夹一只鸡腿：“你看村口那棵老槐树亮不亮？”“亮。”“村口的灯，
是给进村的人看的。巷子口的灯，是给回家的人看的。咱家门口的灯——”他指指窗外，
“是给自家人看的。”“自家人不是都回来了吗？”陈三爷顿了一下。“还有没回来的。
”他轻声说，“也还有回不来的。”明朗不太懂，但没再问，低头啃鸡腿。
建平望了父亲一眼，没说话。窗外，夜色四合。从西薛村往外望，
稷山县城的灯火在天际晕成一片橙黄。再远处，高速路口的收费站也换了彩色灯带，
乡间小路的每一根电线杆都闪着光。山西人把灯栽进土里，栽进窗台，
栽进每一个没有人在的角落。那些光从太行山脚一直铺到黄河边，绵延几百里，
像一条倒悬在人间的星河。陈三爷吃了半碗面，放下筷子。“我去村口转转。”建平要跟，
他摆手：“你吃你的。”他披上那件穿了三十二年的军大衣，慢慢走出院门。
巷子里静下来了，放烟花的孩子被大人喊回去吃年夜饭。家家户户的窗玻璃后头，人影晃动，
电视里春晚的声音隔着门缝透出来。他走到村口那棵老槐树下。这是西薛村最老的树，
据说元代就有了。树干空了心，能钻进一个半大孩子，却年年发新枝。
镇上林业局的人来测过，说树龄至少五百年。五百年，够明朝换七个皇帝，
够清朝从入关到灭亡，够他陈三爷从光屁股娃娃变成耄耋老翁。老槐树上缠着三圈网灯，
是村委腊月二十三请人来弄的。那时他路过，问村支书，咋想起来给老树也挂灯？支书说，
三叔，去年不是有专家来咱们村考察嘛，说咱这栽灯习俗唐代就有记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