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世上所有的恐怖，都源自一个念头——你还活着，而你不该活着。
雾锁村的人不懂这个道理。他们每天清晨起床，生火做饭，下地干活，傍晚收工，
在村口大槐树下抽烟聊天，天黑回家睡觉。他们以为自己活着。直到我来到这里。
直到我发现，这个村子已经死了六十七年。而我是第七十三个。
---第一章 进村我是在2024年11月7日那天走进雾锁村的。立冬。
导航显示前方无路，可我眼前分明有一条蜿蜒的石板道，被两侧枯黄的茅草夹在中间，
像一道豁开的旧伤疤。手机信号格从三格跳到一格，然后变成一个灰色的叉。
车载电台同时发出刺耳的电流声。“滋——滋——”那声音像有人在很远的隧道里刮锅底。
我关掉电台，把车停在路边。引擎熄火后，山里安静得异常。没有鸟叫，没有虫鸣，
甚至连风都没有。十一月的北方山区，落叶该被刮得满天飞，
可这里每一片枯叶都紧紧贴在地上，像被什么东西压着。
备箱里装着我此行所有的准备：半个月的压缩饼干、两箱矿泉水、强光手电、充电宝、睡袋，
还有一沓打印纸——那是我半年来搜集的所有关于雾锁村的资料。最上面一页贴着一张照片。
照片上的女孩叫林染，二十七岁，自由插画师。三个月前，她一个人进山采风，
说要找一个叫“雾锁村”的地方画写生。她在一篇民国旧报上看到过这个村子的名字，
说那里的雾像活的，会绕着你走。那是她发给我的最后一条微信。之后手机就再也打不通了。
警方立案，搜索队进山三次，什么都没找到。当地人说那村子早荒了，三十年前就没人住了，
进去也是白进。他们说得对。三十年前就没人住了。可三个月后，
林染的朋友圈更新了一张照片。照片里没有她。只有一片灰白色的浓雾，和一截老屋的飞檐。
屋檐上挂着一串铜铃，被风吹成倾斜的角度。定位显示：雾锁村。那是七天前。所以我来了。
石板路比我想象中长。我走了四十分钟，背包带子把肩膀勒出两道深印。转过一个山坳，
雾气忽然变浓。不是慢慢变浓。是一瞬间。像有一道无形的门，我跨过去，世界就换了颜色。
灰。到处都是灰。天是灰的，地是灰的，树是灰的，连我自己的手背都蒙上一层铅色的冷光。
雾气没有飘动，它悬在半空，凝成无数细密的水珠，每一颗都在微弱地反光。
我抬手看了一眼运动手表。气压：971百帕。温度：6℃。海拔：784米。心率：91。
一切正常。可我的后颈起了一层鸡皮疙瘩。前方传来一声狗叫。很平常的狗叫，
像农家土狗看见生人时那种警惕的、低沉的闷吠。然后是第二声、第三声。我往前走，
雾气里渐渐浮出轮廓——先是黑瓦的屋顶，再是土黄的墙，最后是整个村口。
雾锁村没有牌坊，没有石碑，没有“欢迎”之类的东西。它只是从雾里长出来。
村口第一户人家门前蹲着一条黄狗，瘦得肋骨一根根可数，正歪头看我。它没站起来，
也没再叫，只是看着。我往前走了一步。黄狗的尾巴在地上扫了一下。那不是欢迎的姿态。
那是在扫开什么东西。我站在村口，清了清嗓子。“有人吗？”声音被雾气吞进去，
没有回声。我又喊了一声：“请问有人吗？”东边第三间屋子的门开了。
吱——呀——那声音不是木头摩擦，是有人在喉咙里压着气慢慢挤出来的。一个老人探出头。
他很老。不是年龄的老，是那种……被什么东西抽干了的老。皮肤松松垮垮搭在颧骨上，
眼窝深陷，两只眼睛却没有老人的浑浊。它们太亮了，像刚下过雨的鹅卵石，浸着一层水光。
他看着我，没说话。“大爷，我找人。”他还是不说话。我把林染的照片从口袋里拿出来，
举到他面前。“您见过这个女孩吗？她三个月前进山，可能来过这里。”老人低下头，
凑近照片。他看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睡着了。然后他开口。“你是她什么人？
”声音不像他的脸那样干枯。那声音年轻、平稳，甚至有几分温和。
像三十岁的教书先生在问一个学生。我愣了一下。“我是她男朋友。
”老人把目光从照片上移开，落在我脸上。那双水亮的眼睛里，忽然多了一点东西。
不是同情。是计数。像在数——第几个了？“她在这里。”他说。我的心跳漏了一拍。
“她在哪？”老人没答。他慢慢转身，朝屋里走。门没关。我跟上去。跨过门槛的那一瞬间，
我的后脑勺像被冰水浇了一下。不是因为冷。是因为安静。门里门外是两个世界。
门外还有风声、狗叫、不知哪里传来的鸡鸣；门里什么都没有。连呼吸声都被墙壁吸走了。
老人背对着我，站在堂屋中央。他没开灯。窗户糊着旧报纸，光线从缝隙挤进来，
在地上切出几条灰白。“她住西屋。”他抬手朝右边指了指。“白天出去画画，
晚上回来睡觉。跟村里人处得好。”我顺着他的手指看过去。那是一扇木门，
门闩上挂着一件冲锋衣。紫色的。北面牌。
左袖口有一道马克笔画的小太阳——那是林染自己画上去的。她说衣服都是黑色的太无聊，
画个太阳就能分清正反面。我的手碰到那件衣服。是潮的。好像几个小时前还有人穿过它。
“她人呢？”老人没答。“我问您，她人呢？”老人转过身。那双眼睛还是亮晶晶的，
可里面的东西变了。不是计数，是怜悯。“你今晚住下吧。”他说。“明天她回来，
你自己问她。”我想追问，他却已经走到里屋门口，背对着我摆了摆手。“西屋空着。
灶台有柴火，水缸自己挑。”门关上了。我站在原地，看着那件紫色的冲锋衣。林染。
你在这里住了三个月？为什么不回家？为什么不给任何人报平安？
为什么朋友圈只发了一张照片，再也没有更新过？我把冲锋衣从门闩上取下来。
衣服内侧的口袋里，有一张折成方块的速写纸。我打开。纸上画着一扇门。黑瓦，白墙，
门楣上挂着一串铜铃——和照片里那间老屋的飞檐一模一样。画纸的右下角，
用铅笔写着一行小字。字迹潦草，像画完之后随手记下，又像写的时候手在抖。
“7月16日。村长说，雾锁村的人不会老。”“他笑着说。笑着说的。”我把纸折起来，
放回口袋。冲锋衣挂回门闩。那天晚上我没睡。西屋的炕是凉的，灶膛里塞着几根潮柴，
我划了三根火柴才点着。火光映在墙上，把我的影子拉得很长，又从中间折叠，趴在屋梁上。
我靠墙坐着，手边是那沓打印资料。雾锁村。民国三十六年，
县志最后一次收录这个村子的户口：73户，318人。1958年，公社化时漏统，
备注“偏远未及”。1976年，公社派人进山核查，回来报告说村里还有四十来户，
一切正常。1993年，有人大代表提案修路进村，
被县里以“保护山区自然风貌”为由搁置。此后三十年，雾锁村从所有官方档案里消失。
没有人迁出。没有人迁入。没有人死亡——至少在户籍系统里，
这318人的状态始终是“正常”。可人怎么可能三十年不死？我翻到最后一页。
这是我从省档案馆复印的，一张1956年的粮食供应表。表头写着“雾锁村合作社”，
下面是密密麻麻的人名和按过手印的签名。第三百一十八个名字，是一个女人。姓沈。
签名的地方没有名字，只有一个圆圈，像手指绕着笔帽画出来的。
旁边备注一栏有人用钢笔加了一行小字，墨迹褪成灰褐色，但勉强能辨认：“外乡人，
落户未满三年，暂不计入分配。”我把表格举到煤油灯下。那个圆圈画得很圆，很轻，
像在犹豫，又像在玩。三百一十八个名字。三百一十八个永远不会死的人？后半夜，
我听见院子外面有脚步声。不是一个人。是很多。很轻，像草鞋底擦过石板。很慢，一步，
停三秒，又一步。我从炕上坐起来，贴着窗缝往外看。雾比白天更浓。院门虚掩，
门缝里透进来一点点灰白的光——那是月亮，被雾蒙成一片均匀的晕。没有脚步声了。
可门缝底下的光，被什么东西挡住了。不是一整片挡住。是一截一截。
像有人趴在门缝边往里看。我攥紧手电，没开。那东西在门外停了很久。
久到我数完自己一百三十七下心跳。然后它走了。不是离开——是爬。指甲刮过门板的声响，
从门缝底下慢慢往上移，移到门轴，移到门槛，然后消失在雾里。我没追。我坐在炕沿上，
直到窗户纸泛起灰白。天亮后，我在村子里走了一圈。雾比昨晚淡了些，
能看清二十米以内的东西。村口那条黄狗还蹲在老地方，还是那个歪头的姿势。
我怀疑它一夜没动过。主街不长，从村口到村尾约莫两百米，两侧是土坯房和几间老式砖楼。
家家户户都闭着门，但门缝里透出烟火气——有人在生火，有人在煮东西，
有人家的窗户纸后面映着人影。不是荒村。是有人住的。可我走完整条街，没看见一个人。
第九户人家门口蹲着一个老太婆，低着头择豆角。我走近，她没抬头。我开口问路，她没应。
我以为她耳背，弯腰凑近些——她忽然把手里的豆角一扔，撑着膝盖站起来，转身进屋，
关上门。门闩落下。全过程不超过三秒。我站在她家门口，手里还握着林染的照片。
那条择了一半的豆角滚在门槛边。翠绿翠绿的。十一月的北方山里，哪来的新鲜豆角？
我把它捡起来。不是塑料的。是活的，刚摘的，断口还渗着汁液。我沿着村路继续走。
走到村西头的时候，看见一个人。是个年轻男人，背对着我蹲在一口井边，
好像在洗什么东西。我走过去。他没回头。“你好。”他的肩膀动了一下，但没转过来。
“请问村长住哪儿？”他关掉水龙头。站起来。转身。我看清他的脸——二十六七岁，寸头，
眉骨很挺，下巴上有隔夜没刮的青色胡茬。他穿着一件灰色工装外套，袖口卷到手肘，
露出半截晒黑的小臂。很普通的一张脸。普通到——如果在大街上迎面碰上，
我不会多看一眼。可他不是在大街上。他在一个与世隔绝七十年的村子里。而且他手上的水，
还在往下滴。他没拧水龙头。“你找村长？”他问。声音平静，没有惊讶，没有警惕。
好像在问我“今天几号”。“是。我是来找人的。”“找那个画画的女孩。”他用了肯定句。
我握紧手里的照片。“你认识她？”他没答。他低下头，把袖口放下来，慢慢卷回去。
“她刚来的时候，”他说，“也到处问村长。”“后来呢？”“后来村长去找她了。
”“找她干什么？”他抬起眼睛。那双眼睛里什么情绪都没有。不是冷漠，是空。
像雪后的操场。“村长问她，”他说，“愿不愿意留下来。”风从井口的方向吹过来。很凉，
带着苔藓和铁锈的气味。“她留下来了。”我说。他点点头。“所有人都会留下来的。
”我等着他解释。他没再开口。他把湿淋淋的双手插进工装口袋，从我身边走过去，
朝村尾的方向走。走了几步，他停下来。“你今晚别住老陈家了。
”老陈——是昨天那个老人。“那我住哪儿？”他侧过头。“你看到村尾那棵槐树了吗？
”村尾确实有棵槐树。很粗，三个人都抱不拢，树冠把半条巷子遮成阴天。
“槐树底下有户人家，门楣上有铜铃。”铜铃。林染的画里有铜铃。“那是谁家？
”他好像没听见我的问题。“你去那儿住。”他说，“村长住那儿。”然后他走了。
背影在雾气里越来越淡，像墨汁滴进水缸。我在原地站了很久。
低头看自己脚边——井沿的水泥台子上，有一道新鲜的湿痕。是他刚才站的位置。
可他的鞋底是干的。我蹲下来，用手摸了摸那道湿痕。不是水。是冰。
融了一半的、带着体温的冰。那天下午，我搬到了村尾槐树下的那户人家。门没锁。
门楣上那串铜铃被风吹得微微晃动，没有声音。推开门的瞬间，我闻到了一股很淡的香味。
不是花香，不是檀香。是松节油。油画颜料的味道。林染。堂屋正中放着一副画架，
画布上蒙着白布。我走过去，掀开布。画是半成品。浓雾，灰天，枯树。树底下站着一个人，
背对画面，看不清脸。只画了轮廓。颜料还没干透。我伸手碰了一下——指尖沾上一点灰白。
刚画没多久。三天。最多五天。“你回来了。”声音从背后传来。我猛地转身。
门口站着一个人。不是林染。是个女人，四十来岁，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头发挽成髻，
插一根银簪。脸很干净，没有化妆，嘴角微微上扬，像在笑，又像只是平静地看着你。
我见过她。在那张1956年的粮食供应表上。
那个没有签名字、只画了一个圆圈的“外乡人”。“你认识我？”我问。她没回答。
她走进来，绕过我，站到画架前。她看着那幅未完成的画。“她画了很久。”她说，
“画不出来。”“画什么？”“那张脸。”她抬起手，指着画里那个背对的人。
“她说她记得，但是画不出来。”“她——林染——她现在在哪儿？
”女人的手指落在画布上，沿着那人的轮廓慢慢描。“她去还东西了。”“还什么？
”她没答。她收回手，转过身。“你住东屋。”她说，“夜里别出门。”“我要见她。
”她已经走到门口。“她会来见你的。”“什么时候？”她停住脚步。侧过脸。
“等她记起来你是谁。”门关上了。铜铃在风里晃了一下。还是没有声音。我站在堂屋里，
看着那幅画。林染。你记不得我是谁了吗？你记不得——你自己是谁了吗？夜里我没睡。
不是不想睡，是不敢。这间屋子和老陈家不一样。没有炕，只有一张木床，铺着半旧的棉褥。
床头有一个老式衣柜，柜门关不严，从缝隙里看进去，黑洞洞的。窗户没有窗帘。
雾把月光滤成乳白色，从玻璃渗进来，落在地板上，像搁浅的水母。十一点十二分。
我听见门外有脚步声。不是一个人。是很多。和昨晚一样轻，一样慢。我下床，
贴着门缝往外看。堂屋没人。画架还在原处，白布蒙着。可门开着。不是虚掩。是大敞。
门楣上的铜铃垂着，像睡着了。门外站着人。不是一个，是很多。看不清脸。雾气太浓，
只能看到轮廓——高的、矮的、老人佝偻的脊背、孩子细小的肩膀。他们面朝屋子的方向，
一动不动。不是看我。是看那幅画。我攥着门框，没有出声。他们站了很久。
然后最前面那个人抬起手，朝画架的方向伸了一下。那个动作。那不是成年人的动作。
那是小孩子伸手讨东西的姿态。我后退一步。木地板在我脚底下发出一声轻响。
门外的人群像被惊醒的蝙蝠，瞬间散开，融进雾里。只剩一个人。很矮。是个孩子。
她站在门槛边，脸朝着屋里。我看不清她的五官。雾把她的轮廓磨成毛玻璃，
只有一双眼睛是亮的。不是反光。是自发光——像两颗被水泡过的黑曜石，浸着荧荧的青。
她看着我。我想开口，喉咙像被棉花堵住。她忽然笑了一下。那个笑容只持续了不到一秒。
然后她转身，跑进雾里。我追出去。赤脚踩在青石板上，冰得刺骨。雾太浓。
五米之外什么都看不见。我跑出二十米，停下来。四周没有人。没有脚步声。连虫鸣都没有。
我低头。脚边有一只小鞋。黑布面，鞋头绣着一朵莲——针脚粗糙，
像小孩第一次学刺绣时的作业。莲花只有三瓣，第四瓣绣歪了，叠在第一瓣上。
我弯腰捡起来。鞋底是湿的。还有余温。第二天早上，我在村口遇到了老陈。
他还是那副干枯的模样，蹲在门槛边，手里捧着一碗稀粥。粥是热的，冒白气。
我把那只小鞋拿出来。“这是谁的？”老陈低头看了一眼。“阿莲的。”“她人在哪儿？
”老陈没答。他喝了一口粥，喉结滚动。“死了。”他说。“什么时候死的？”他想了想。
“很久了。”“多久？”他把碗放在膝盖上，抬起头。那双水亮的眼睛看着我，
像在看一道永远解不开的算术题。“你来之前，”他说，“我也不知道多久了。
”“什么意思？”他没直接回答。“你昨晚看到她了。”陈述句，不是疑问。我没说话。
“她每晚都出来。”老陈说，“在村里走来走去。找她娘。”“她娘在哪儿？”老陈低下头。
“死了。”“也死了？”“比她晚三天。”他把碗里的粥喝完，舔了舔碗沿。
“那年村里来过一个外乡女人，带着个六岁的女娃。女娃叫阿莲。女人会画画，
帮村里人画遗像。”“后来呢？”“后来女人死了。”“怎么死的？”老陈没回答。
他站起来，端着空碗往屋里走。走到门口，他停下来。“村长说她不该来。”“村长是谁？
”他没回头。“你住的那间屋。”我握着那只小鞋，站在晨雾里。六十七年。
阿莲死了六十七年。可昨晚我看见她了。她在门槛边对我笑。脚上穿着绣了一半的莲花鞋。
接下来的三天，我把村子里所有能进的门都进了一遍。一共七十三户。其中四十一户锁着门。
锁是旧的，门闩上落满灰，像很多年没人动过。三十二户有人住。不，不能说“住”。
是“在”。他们都在。每天清晨，他们从屋里出来，蹲在门口刷牙、劈柴、择菜。正午时分，
他们回家做饭，炊烟从烟囱里升起来，被雾气压成扁扁的一层。傍晚，
他们三三两两聚在村口老槐树下，抽烟，说话，偶尔笑几声。像任何一个普通山村。
可我已经在这里待了三天。我没看见任何人吃饭。他们的锅是热的，碗筷是湿的，
灶膛里的火确实在烧。可没有人往嘴里送东西。他们把饭菜端上桌，摆好，坐下，
然后就那么坐着。坐很久。直到饭菜凉透。然后收起来，倒进后院的潲水桶。第二天，
灶膛继续生火，锅里继续炒菜。第三天，凉透的饭菜继续倒掉。我趁他们不在，
翻过那些潲水桶。桶底没有饭粒。没有菜渣。只有水。三天前倒进去的饭菜，
三天后变成了一桶清水。我舀起一勺，凑近闻。没有馊味。甚至没有气味。像蒸馏过的雨水。
第四天傍晚，我终于见到了村长。她是个老妇人，很瘦，背佝偻成一张弓，
坐在槐树下的石墩上，膝盖上铺着一块未完工的鞋垫。银针在她指间穿梭，一下，一下。
我走过去。她没抬头。“你找我有事？”我问。她的针停了一瞬。“是你住我的屋，”她说，
“你来找我有事。”我在她对面蹲下，平视她。“林染在哪儿？”她的针又开始动了。
“她出去画画了。”“去哪儿画？”“山里。”“哪座山？”她没答。“她什么时候回来？
”还是没答。我深吸一口气。“阿莲是你女儿吗？”针停了。很久。她把鞋垫从膝盖上拿开，
抬起头。那张脸。我见过。1956年的粮食供应表。
那个没签名字、只画了一个圆圈的外乡女人。六十八年。她几乎没有变老。“你叫什么名字？
”她问。“周远。”“周远。”她念了一遍，像在尝一个字。“你来找林染。”“是。
”“找到了，然后呢？”“带她回家。”她看着我。那双眼睛没有衰老该有的浑浊。
它们很清，像山里的潭水，看得见底。可潭底什么都没有。“这里就是她家。”她说。
“不是。”“她住在这里。”“她是来找素材的。画完了就会回去。”“她画完了。
”我愣了一下。“那她为什么不走？”村长低下头，继续绣鞋垫。针脚细密，
一朵莲花的轮廓慢慢浮出布面。“因为她看见了。”“看见什么？”“看见了我们。
”风吹过槐树，叶子沙沙响。我忽然明白她在说什么。“你们……”“我们早就死了。
”她平静地说。像在说今天下雨了。“1957年冬天，”她说，“山里起了瘟疫。
从村东头传到村西头，三个月，死了六十三个人。”“县里封了路。不让进，也不让出。
”“开春的时候，雪化了，路通了，村里已经没几个活人了。”她把鞋垫翻了个面。
“我是第一批死的。”“可我女儿还活着。阿莲才六岁，她不能一个人。”“所以我没走。
”针扎进布里，又从另一面穿出来。“我守在村里，守着她。”“后来她也死了。
瘟疫第三拨，没撑过正月十五。”她的手指顿了一下。“她还是个孩子。
她一个人在山里会害怕。”“所以我让她留下。”我张了张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