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敏芝同志，请问您对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有什么感想？”聚光灯打在我脸上，
记者们举着话筒，闪光灯啪啪响个不停。我六十七岁了，头发花白，站在领奖台上，
手里捧着那本红色的证书。台下掌声雷动。可我脑子里浮现的，
不是这四十年做过的实验、写过的论文、熬过的夜。而是一九七七年的夏天，
大兴安岭脚下的红旗屯，村长赵德厚把一张纸拍在我面前。
那张纸上写着一个名字——赵建军。那是他儿子的名字。而那个返城名额，本该是我的。
“方院士？”记者的声音把我拉回来。我对着镜头笑了笑。“感想？”我顿了顿。
“我想讲一个四十年前的故事。”“那年我二十六岁，在黑龙江一个叫红旗屯的地方，
插了八年队。”“有人拿走了本该属于我的东西。但最后，我拿回了更多。”台下安静了。
1、一九七七年七月，我二十六岁，在黑龙江红旗屯插队第八年。八年。
我把最好的年华留在了那片黑土地上。刚来的时候我十八岁，扎两根辫子，背一个军挎包，
以为自己能改变世界。八年过去，辫子还在，但手上全是冻疮的疤，
膝盖一到冬天就疼得直不起来。可我没有放弃一件事——读书。白天上工，
晚上我就着煤油灯看书。别的知青打牌、聊天、谈对象，我在背英语单词。
公社图书室那几本翻烂了的《十万个为什么》《赤脚医生手册》，我倒背如流。
我爸寄来的大学教材，被我用牛皮纸包了一层又一层，藏在炕席底下。
大队书记老周看我用功，悄悄跟我说：“敏芝，今年有个返城名额，我帮你争取。”返城。
这两个字对一个插队八年的知青来说，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能回哈尔滨，回到爸妈身边，
重新过正常人的日子。老周说，他已经跟公社打过招呼了，
我的表现全大队最好——年年评先进，教村里孩子认字，还帮卫生所整理过药方。这个名额，
十拿九稳。我激动得一夜没睡。第二天，我去找老周确认。老周的脸色不对。
“敏芝……出了点状况。”“什么状况？”他吞吞吐吐，
半天才说：“赵德厚把名额给了他儿子赵建军。”我愣住了。赵德厚是红旗屯的村长。
赵建军是他小儿子，比我晚两年来的知青，平时上工偷懒，出了名的二流子。他凭什么？
“老周，这名额不是按表现评的吗？我的工分比他高一倍都不止！
”老周叹了口气：“赵德厚跟公社说，他儿子身体不好，需要回城治病。
还拿了个县医院的诊断书。”“什么诊断书？赵建军上礼拜还跟人喝酒打架！”“我知道，
可公社那边……赵德厚的大舅哥在公社当副主任。”我的手开始发抖。不是因为冷。
是因为愤怒。我去找赵德厚。他家是全村最好的砖瓦房，三间正房，院子里还养了两头猪。
我推开门的时候，他正坐在炕上嗑瓜子，赵建军在旁边翘着二郎腿，脸上带着笑。“赵村长，
返城名额的事，我想跟你谈谈。”赵德厚抬眼看了看我，瓜子壳吐在地上。“有什么好谈的？
名额已经报上去了。”“那个名额按规定应该给表现最好的知青，大队推荐的是我。
”赵德厚把瓜子往炕桌上一放，站起来。他不高，但胖，往那一站，堵了半个炕沿。
“谁说推荐的是你了？大队的推荐信上写的是我儿子。”我愣了。“不可能，
老周——”“老周？”赵德厚笑了，“老周是大队书记，可推荐信是我这个村长盖的章。
你去看看那封推荐信，上面写的是赵建军的名字。”旁边赵建军终于开口了，他翘着腿，
斜着眼看我：“方知青，你也别不识抬举。你一个女娃，回城能干啥？
我回去好歹还能进工厂。你回去，不也得嫁人？”我的指甲掐进掌心里。
“回城能干什么是我的事。这个名额是我凭本事挣的。”赵德厚走到我面前，压低声音，
语气里带着一种让人恶心的居高临下：“方敏芝，你听我一句话。你在这个屯子里，
吃的粮食是我批的，住的房子是我分的，年底评工分也是我说了算。你要是聪明，就别闹。
你要是不聪明——”他顿了一下。“——你那个爸，听说在城里还没平反？你要是闹大了，
我就跟公社反映反映你的家庭成分。”我的血一下子凉了。我爸的事，是我最大的软肋。
他是大学教授，六八年被打成右派，到现在还没平反。赵德厚的意思很清楚：你要是敢闹，
我就拿你爸说事。我站在他家堂屋里，外面是七月的蝉鸣，闷热得让人喘不过气。
可我觉得最让人窒息的，不是天气。是这个人的眼神。那种眼神，是把你当蚂蚁看的眼神。
我没有立刻认输。我写了一封申诉信，寄到了县知青办。一个星期后，信被退回来了。
上面盖了个章：经查，赵建军同志确因身体原因获批返城，手续齐全，不予受理。
老周后来告诉我真相：赵德厚不光改了推荐信，还伪造了我过去三年的考核记录。
在他交上去的版本里，我的出勤率只有百分之六十，还有两次“违反劳动纪律”的记录。
而赵建军的档案里，多了一摞从没有过的“先进个人”奖状。我问老周：“他是怎么改的？
”老周苦笑：“他把原来的名字用墨水涂掉了，重新写上去的。
考核表也是——把你的记录刮掉，在旁边重填了数字。他不怕，反正档案在他手里，
上面的人也不会细看。”我拿着那封退回的信，坐在知青点的门槛上，一坐就是一下午。
十八岁来这里的时候，我相信世界是公平的。二十六岁，我才知道，公平这种东西，
从来不会自动降临在没有权力的人头上。2、赵建军走的那天，全村开了欢送会。
赵德厚杀了一头猪，摆了五桌酒席。他喝得满脸通红，挨桌敬酒，
逢人就说：“我儿子回城了，进粮食局，铁饭碗！”我没有去。我坐在知青点的窗前，
看着远处赵家院子里的灯火和人影。隔壁铺的刘芸端了碗面条过来。她也是知青，
比我小两岁，来了六年了。“敏芝姐，别想了。吃口热的。”“我不饿。
”“你三天没怎么吃东西了。”我没接话。刘芸把碗放在窗台上，坐到我旁边。“敏芝姐，
我跟你说句实话。你申诉没用的。赵德厚的大舅哥在公社，他表弟在县知青办，
一条线全是他的人。你就算告到省里，人家也会让你证据不足打回来。”“我知道。
”“那你还——”“我不是在想申诉的事。”我看着窗外，“我在想另一条路。
”刘芸没听懂。但三个月后，她听懂了。一九七七年十月，广播里传来一个消息：恢复高考。
整个红旗屯的知青都炸了锅。考大学？真的假的？我是全屯第一个报名的。报名的时候，
我在公社遇到了赵德厚。他正从公社副主任办公室出来，看见我手里的报名表，眯着眼笑了。
“哟，方知青，你还要考大学？”“对。”“你那个家庭成分……”他拖长了声音，
“能过政审吗？”我攥紧了报名表。他说的没错。高考恢复了，可政审还在。
我爸的事是一颗定时炸弹，随时可能把我炸回来。赵德厚看着我的脸色，
满意地拍了拍我的肩。“听我的，别折腾了。踏踏实实在屯子里待着，我给你说个好人家，
过两年也就安稳了。”他说这话的语气，像是在施舍一条狗。我把他的手从我肩上拨开。
“赵村长，谢谢你的好意。但我的路，不用你操心。”他愣了一下，然后哼了一声，走了。
接下来的两个月，是我这辈子最拼命的日子。白天照常上工——我不能被扣工分，
否则赵德厚又有借口卡我。晚上回来，我就关上门看书。数学从头开始补，
物理化学靠我爸寄来的旧教材，语文和政治是我的强项。最难的不是学习，是条件。
煤油灯太暗，我的眼睛疼得流泪。冬天太冷，手指头冻得握不住笔。
最要命的是纸——我买不起那么多纸，就用桦树皮写，用烧过的木炭当铅笔。刘芸看我这样，
偷偷把她攒了半年的煤油票给了我。老周更直接。他找到我说：“你的政审材料我来写。
我是大队书记，这个章我盖得了。”我知道他是在冒风险。赵德厚要是知道了，不会放过他。
“老周——”“别说了。”他摆摆手，“当年你爸的事我清楚。那是冤案。你爸是个好教授，
教出的学生也是好样的。这个章，我盖得心安理得。”那天晚上，我没忍住，哭了。
来这里八年，我很少哭。可老周那句话，让我觉得这个世界还没有完全烂透。
赵德厚后来确实知道了老周给我写政审的事。他来知青点找老周，
我隔着窗户听见他的声音：“老周，你吃了熊心豹子胆了？她什么家庭成分你不知道？
你给她盖章，上面查下来，你这个书记也别干了。
”老周的声音很平：“我给她盖的章没问题。她爸的事还没有定论，
组织上也没说子女不能考大学。你要是有意见，去找公社。”“你——”“赵德厚，
返城名额的事，咱们心里都清楚。你已经赢了一回了，别太过分。”赵德厚摔门走了。
当天晚上，老周来找我，脸色沉沉的。“敏芝，赵德厚这个人记仇。你考试的时候要当心，
他可能会使绊子。”“什么绊子？”“考试那天，你自己想办法去县城。别走屯里的车。
”我心里咯噔一下。他的意思我听懂了：赵德厚有可能在路上截我，让我赶不上考试。
十二月，高考的日子到了。考试前一天半夜，我没敢走屯里的路。我背着书包，
从后山翻了出去，走了二十里山路到邻村，天没亮就搭上了邻村去县城的拖拉机。
考场设在县城中学。外面黑压压全是人。有知青，有工人，有农民，有复员军人。
每个人脸上都是同一种表情——孤注一掷。我走进考场，翻开试卷。数学第一道题，我会。
第二道题，会。一路做下来，那些在煤油灯下反复啃过的公式和定理，
一个个从脑子里跳出来。走出考场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冬天的风割在脸上。
我不知道自己考得怎么样。但我知道，我把能做的都做了。3、考试结束后，我回到屯里，
等结果。等待的那段日子比考试本身更折磨人。赵德厚听说我去考了试，
在村里放话：“方敏芝那个家庭成分，就算考第一也白搭。”有人信了。我自己也在怕。
一九七八年二月，录取通知书来了。邮递员骑着自行车，在村口喊了一嗓子：“方敏芝！
哈尔滨工业大学！录取通知书！”全村都听见了。我从屋里冲出来的时候，手上还沾着灶灰。
我接过那个牛皮纸信封，拆了三次才拆开。哈尔滨工业大学，材料科学系。我捧着那张纸，
在零下二十度的风里，哭得像个孩子。老周第一个跑过来，拍着我的肩膀，
笑得眼泪都出来了：“好，好啊！”刘芸抱着我，哭得比我还凶：“敏芝姐，你看，你看！
他拦不住你！”赵德厚没有来。但赵德厚的老婆来了。她站在我面前，上下打量了我一眼，
阴阳怪气地说：“哟，考上大学了？那可真是祖坟冒青烟。不过大学四年出来，也得分配吧？
到时候分到哪个犄角旮旯，还不如我家建军在粮食局踏实。”我没搭理她。她走了之后，
刘芸愤愤不平：“她什么意思？她儿子不就是靠他爹抢了你的名额才进的粮食局吗？
”“别生气。”我把通知书叠好，放进贴身的衣兜里。“这张纸，比任何返城名额都值钱。
因为这个，是谁也抢不走的。”离开红旗屯的那天，我没有办欢送会。
我把八年攒下的东西打了个包——一个帆布箱子，两套换洗衣服，一摞翻烂了的书。
老周送我到村口。“敏芝，到了那边好好念书。”“老周，谢谢你。这辈子的恩情我记着。
”“谢什么。”他摆摆手，眼圈红了。刘芸跟我走了一段路，在岔路口停下来。“敏芝姐，
我也要考。明年，我也考出去。”我紧紧握了一下她的手：“你一定能考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