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金融圈公认的交易天才，却在一个女人身上连续亏损三年。她每次深夜找我借钱，
理由都是“弟弟住院”“母亲手术”“老家盖房”。我知道全是谎言，却依然秒转。
圈内人笑我人傻钱多，说这个女人同时养着三个备胎。直到她在我的公寓晕倒，
病历摔在地上——原来她根本没有弟弟。那个每周都要做透析的“弟弟”，是我自己。
---我是在凌晨三点十七分转那笔钱的。屏幕上她的头像跳动，没有寒暄，没有表情，
只有一串数字和两个字：急用。十五万。我点开转账界面，输入密码，指纹验证。三秒后，
界面弹出“转账成功”。窗外是这个城市最昂贵的夜景，万家灯火早已熄灭，
只剩零星几栋写字楼还亮着加班的白光。我把手机扣在桌面，端起冷掉的咖啡，
喝完了最后一口。然后打开交易软件，在欧元兑美元的十五分钟线上，
找到了那个恰到好处的背离点。上午九点，平仓。十七万两千美金入账。我看了眼账户余额，
把零头转进了另一张卡。那张卡里每个月都会转出去一些钱，数字不定，从来没有结余。
三年了。刚入行的时候，师父说我天生就该吃这碗饭。
别人看K线图是在看密密麻麻的红绿柱子，我看K线图像是在看心电图——不是市场的，
是对手的。我能感知恐慌在哪里蔓延，贪婪在哪里聚集，止损单埋伏在哪根均线下方。
二十五岁那年开始独立操盘，连续十七个月盈利，没有一个月亏损过。
圈子里开始有人叫我天才。那时候我信了。二十七岁，我盘了间江景房，两百七十平，
落地窗正对着黄浦江最大的那个弯。装修公司问我想要什么风格，我说极简。
他们弄来一堆意大利家具，沙发八万六，餐桌十一万，连玄关那盏吊灯都花了四万。
我住进去的第一晚，在沙发上坐了一夜，什么都没想，什么都没做。然后遇到了她。
是九月的慈善酒会。主办方请了半个金融圈，西装和晚礼服汇成沉默的河流，
每个人都带着恰到好处的微笑，交换着恰到好处的名片。我不太适应这种场合，
端着香槟躲在落地窗边，看对面写字楼加班的格子间。她是从侧门进来的。
穿一件墨绿色丝绒长裙，没有戴任何珠宝，头发随便挽着。门口迎宾的经理明显不认识她，
迟疑了两秒才让出通道。她也不在意，径直走向最角落的自助区，拿了一块提拉米苏。
然后站在那里，一口一口吃完了。吃完之后抬起头，正好撞上我的视线。她没躲，
也没故作矜持地移开，就那样看着我，勺子还捏在手里。我走过去，
开口第一句是：“提拉米苏好吃吗？”她说：“不好吃。咖啡酒放多了，
马斯卡彭也不够新鲜。”我低头看了看她手里的空盘：“那你吃完了。”她想了想，
认真地说：“因为是免费的啊。”我笑了一下。她也笑了一下。那天晚上我们聊了很多。
她说她在一家留学中介做文案，说她老家在安徽一个小县城，说父母都不在了，
只有一个弟弟在读高中。“很辛苦吧。”我说。“还好。”她偏过头，看着窗外的夜景，
“供到大学就好了。”玻璃幕墙倒映出她的侧脸，睫毛微微垂着，像在许愿。我送她回家，
她住在老静安一栋老公房的六楼，没有电梯。楼道灯坏了，我举着手机给她照亮，
她在前面走得小心翼翼，裙摆拖过积灰的台阶。走到转角处，她停下来，回头看我。
“你明天有空吗？”我说有。“那请你吃饭，”她想了想，“作为今天的谢礼。
”我把她的微信加上，目送她消失在黑暗的走廊尽头。电梯门合上的时候，
我看着楼层显示屏跳动的数字，心想：我完了。那顿饭之后一个月，她第一次开口借钱。
是深夜十一点。我刚刚做完一波英镑日内的波段操作，屏幕上还开着二十个头寸。手机亮了。
她发来一张照片，是医院的走廊，白炽灯把瓷砖照得泛青。第二张是缴费单，
名字写着“王浩”，金额四万三。第三句是文字：“弟弟急性肾炎，住院押金还差一点。
”我看了那张照片很久。缴费单的日期是对的，医院是真的，四万三也不是一笔小数。
但我不知道王浩是谁。她从来没有告诉过我弟弟叫什么名字。我转过去五万。她收了钱，
过了很久发来一条：“我会还的。”我回：“不用急。”那天晚上我没睡着。不是心疼钱，
是觉得自己有病。我见过太多人。
客户的财报漏洞、交易对手的仓位陷阱、合作方的谈判策略——他们的意图、底线、谎言，
在我眼里都像被X光扫过一样，骨头是骨头，空隙是空隙。可到了她这里，我什么都看不穿。
或者说，我根本不想去看穿。三个月后，我在虹桥遇到一个同行。
那人在某家私募做投资总监，去年底刚发了一支新基金。我们坐同一班高铁去杭州，
碰巧隔壁座位。聊完宏观数据和大宗商品走势，
他忽然压低声音：“听说你和那个王什么……还在联系？”我没接话。他观察着我的表情，
试探着说：“圈子里的朋友都在传，说她那边挺热闹的。有个做建材的老板，
有个开保时捷的牙医，还有个……记不清了，好像是律所的。反正不止你一个。
”他看着窗外掠过的稻田，慢悠悠地说：“那女人挺厉害，真挺厉害的。”杭州东站，
我下车，他继续往前。我在站台上站了很久，直到乘务员过来提醒高铁即将关门。
那天晚上她的微信又来了。这次是“母亲遗留的墓地需要续费”，三万。我转完账，
把手机放进口袋。黄浦江上最后一班夜航船正在缓缓驶过，船上没什么人，
甲板的灯倒映在水里，碎成一片一片的光。三年来，这样的时刻太多了。
“弟弟”复发了四次。有时候是肾的问题，有时候是肝，有时候是“术后并发症”。
每次的医院不一样，缴费单上的金额也不一样。最大一笔十八万，是去年冬天。
“母亲”去世过两次。第一次是墓地到期需要续费，第二次是亲属公证需要补一笔手续费。
“老家盖房”三次。“老宅拆迁补差价”两次。“还网贷”一次，九万。
每一次我都在两分钟内完成转账。每一次她都说“我会还的”。每一次我都回“不用急”。
同事们知道了这件事，渐渐地也不避讳在我面前议论。茶水间里，
有人低声说“金融圈最大笑话，盘神变舔狗”，看见我进去，立刻噤声，假装讨论美元指数。
师父把我叫到办公室，关上门，倒了杯茶。“我带了十几个交易员，
”他看着茶杯里浮沉的叶片，“你是唯一一个能坐我当年位置的。”他顿了顿。“这个位置，
需要足够的聪明，也需要足够的冷漠。”我没说话。他把茶推过来。“你最近三个月，
回撤率高了两个点。不多，但以你的标准，很多。”我端起茶杯，喝了一口。“师父，
”我说，“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看了我很久。“你最好是知道。”一年前的某个深夜，
她在微信上向我借过一笔很小的钱。八千块。理由是“弟弟这个月的靶向药不在医保范围”。
那时我已经学会不去追问任何细节。转账，截图，保存凭证。两小时后，我下楼跑步。
这是我失眠时的习惯，沿着黄浦江的步道从外滩跑到南浦大桥，距离刚好够把大脑清空。
跑到一半，手机响了。是她。三年里她几乎从不给我打电话。我们所有的交流都是文字，
有礼、简短、界限分明，像两艘在黑夜里交错航行的船，只交换约定的信号，从不靠近。
我按下接听。背景音很嘈杂，有孩子的哭闹声，有广播在念某个陌生的站名。
她在那些声音里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信号断了。然后她说：“你……方便接电话吗？
”她的声音和我想象中不一样。我以为会更温柔一些，或者更世故一些。但电话里的她，
疲惫，轻微沙哑，尾音有一点点抖。“方便。”我说。“我……”她只说了一个字，停住了。
江水在脚边缓缓流动，一艘货船远远地拉响汽笛，低沉绵长，像某种巨大的叹息。“没什么，
”她忽然说，“就是谢谢你。”通话结束。我站在步道中央，保持着接电话的姿势，
很久没有动。那一刻我忽然意识到，
三年来我从来没有问过自己一个问题：如果有一天她不来找我了，我会怎么样？
我不知道答案。我只知道，我不想得到那个答案。时间继续往前走。
我的账户回撤率果然如师父所说，高了两个点。盘感像是蒙了一层雾，
某些本该凌厉的止损变得拖泥带水，某些不该进场的信号，我鬼使神差地下了单。
我把这归咎于市场。然后在一个普通的周二下午，我从会议室出来，发现有三个未接来电，
都来自她。三年，从无此例。我回拨过去，
接电话的是一个陌生男人的声音：“请问您是这位女士的朋友吗？她在我们医院晕倒了，
需要家属签字——”四十分钟后，我站在急诊室门口。护士递给我一个病历本，牛皮纸封面，
边角卷起，里面夹着厚厚一叠缴费单、检查报告、处方笺。她说：“您是家属吧？
帮忙把这个收好，回头办住院要用。”我翻开第一页。姓名栏填着两个字：王恕。
年龄三十三。下面是一行手写的诊断日期，墨水已经有些褪色，
是三年前的九月——我们相遇的那个秋天。诊断栏写着：慢性肾功能衰竭，尿毒症期。
我没动。护士探过头来：“你们家属怎么回事？透析都拖了一周了，
再这样下去真会出人命的。”她又翻了两页，指着后面的检查单：“你看，
三年前肌酐就一千二了，那时候就该规律透析，硬是拖到现在。这三年指标反反复复，
今年初开始恶化……”她后面说的话，我听不见了。我在翻那些缴费单。
日期从三年前九月开始，每隔十天、一周、五天不等，密密麻麻排满了病历本的夹页。
每一张都盖着医院的公章。每一张都已缴费。金额最小的八千四，最大的一笔十八万两千。
缴费人签名栏，全都是两个字。王恕。我把病历本合上。走廊的白炽灯有些刺眼，
消毒水的味道一缕一缕钻进鼻腔。远处有推车轮子碾过地砖的声响，断断续续，
像隔着重重的海浪。她没有弟弟。
那个需要每周透析两次、每个月靶向药花费近两万的“弟弟”，是她自己。
那些深夜发来的缴费单、医院的定位、病床的照片——不是谎言。是求救。
她从什么时候开始失去父母的，我不知道。
她一个人从安徽小县城考到上海、读完大学、在这座城市留下来，用了多少力气，我不知道。
她被确诊尿毒症那天，自己签下那张诊断书，又在医院走廊坐了很久，我不知道。
她决定不告诉我、不告诉任何人、独自面对三年里一百五十六次透析，有多疼，我不知道。
我站在急诊室门口，手里握着那本病历。三年来，我转给她的每一笔钱，
都整整齐齐躺在医院的缴费系统里，变成透析机的电流声，变成靶向药的胶囊壳，
变成她多活一天的证据。那些我以为的谎言，每一句都是真的。
她每次说“弟弟住院”的时候，正躺在病床上，看着天花板数输液滴数。
她每次说“我会还的”的时候，是在许诺一件自己根本做不到的事。她从来不给我打电话，
是因为怕我听出她的声音太累。她唯一拨出的那通深夜电话，在嘈杂的站台背景音里，
只说了半句话。“我……”我什么？我活不了多久了。我不想连累你。我没有办法报答你。
还是——我很害怕。她醒过来的时候，窗外已经黑透了。我坐在病床边，
手里还攥着那本病历。封面被我捏出深深的指痕。她睁开眼睛，先看见天花板，
然后缓缓转头，看见我。没有惊慌，没有试图解释，也没有任何故作的轻松。她只是看着我，
安静地，像我第一次在酒会上遇见她那样。过了很久，她说：“你知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