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三十一年的春，雾总是很重。湿冷的雾气漫过青瓦屋檐，缠上村口的老槐树，
把整个村庄裹得朦朦胧胧，像一场醒不来的旧梦。十九岁的阿晚，嫁给陈景明，刚满一个月。
他是村里最俊的后生，身板挺直，眉眼清朗，笑起来的时候，能让整个春日都亮上几分。
她是最温柔的姑娘，性子软，手儿巧，绣出的花能引蝶，说出的话温温柔柔，
让人听了心里发烫。本该是柴米油盐、安稳相守的一辈子，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儿育女，
平淡终老。可战火一烧，漫天烽烟席卷而来，瞬间碎了所有寻常日子，也碎了她一生的欢喜。
那天清晨，天还未透亮，雾气浓得伸手不见五指。
陈景明穿上洗得发白、领口微微磨破的军装，背上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行囊，
里面只有两件换洗衣物，一块母亲缝的粗布手帕。他站在门槛外，迟迟没有迈步。
脚步像被地上的青石板粘住，目光落在眼前的姑娘身上，挪不开半分。阿晚攥着他的袖口，
指尖冰凉，浑身轻轻发抖。眼泪一颗接一颗，毫无预兆地砸在青石板上，晕开一小片湿痕，
转瞬又被雾气吞没。她不敢说话，怕一开口，声音就会碎掉，怕一哭，
就再也拦不住他离开的脚步。他回头，望着她，声音压得很低，
带着一丝自己都未曾察觉的颤抖，却像钉子一样，狠狠钉进她一生的骨血里，再也拔不出来。
“阿晚，等我回来。”“等我回来”，这四个字，轻得像风，一吹就散，重得如山，
压了她一生。他最后看了她一眼，那眼神里有不舍，有牵挂，有少年人的意气，
也有乱世里身不由己的无奈。然后，他转身，一步踏入茫茫雾色，没有再回头。
阿晚就那样站在门口，从日出等到日落，从春暖等到冬寒。她望着他消失的方向，
一站就是一整天，风吹不动，雨淋不走。她以为，等上一年半载，等仗打完了，
等天下太平了，他就会踏着晨光，笑着回到她面前。她以为，这只是一场短暂的分别，
不是一生的诀别。可她怎么也想不到，这一等，就是整整五十年。五十年，
一万八千二百多个日夜。她从青丝满头、眉眼明媚的少女，
熬成了白发苍苍、脊背佝偻的老人。皱纹爬满了她的脸颊，风霜染白了她的头发，
岁月压弯了她的肩膀，把曾经那个娇柔的姑娘，磨成了一个沉默、坚韧、又满身伤痕的妇人。
这五十年里，她活成了陈家一根无人可替、却被岁月啃噬得千疮百孔的柱子。
一根撑着整个家，却随时都会轰然倒塌的柱子。公婆本就身体孱弱，常年药不离口，
儿子一去无音讯，生死不知，老两口急火攻心，一夜之间双双卧病在床，再也下不了地。
汤药不断，钱粮紧缺，地里的庄稼无人照料，家里的琐事无人打理，所有重担，
一夜之间全压在了她一个刚刚新婚一月、年仅十九岁的年轻妇人肩上。天不亮，鸡还没叫，
窗外还是一片漆黑，她就得摸黑起床。灶房冰冷，她先生火，再挑水，劈柴，做饭，喂猪，
洗衣，扫地，缝补，忙得脚不沾地。等天微微亮，她又要扛着农具往田里赶，地里的草要除，
地要种，稻要收，粮要晒，一刻也耽误不得。
曾经一双拈针绣花、细腻白皙、连粗活都很少做的手，不过半年时间，
就布满了裂口、老茧、冻疮，粗糙得像老树皮。冬天一碰到冷水，
刺骨的疼顺着指尖蔓延到全身，裂得深的地方，不断渗出血珠，沾在衣服上，留下点点暗红。
她也只是咬着牙，用破布随便一裹，继续干活，连一声疼都不肯说。农忙的时候，
是她最苦的时候。她一个女人家，力气比不上男人，却要扛着比自己还重的稻捆，
在烈日下暴晒，汗水流进眼睛里，涩得生疼，双腿像灌了铅一样沉重。头晕眼花，腿软发抖，
中暑晕倒在田埂上，对她而言是常有的事。醒来时，多半是躺在树荫下，
身边放着不知哪位乡亲递来的凉白开。她喝两口，抹一把脸上的汗与灰，又弯下腰，
继续劳作，不肯多歇一刻。村里人看不过去，常常劝她：“阿晚，歇一歇吧，
别把自己熬垮了。”她总是摇摇头，脸上带着一丝疲惫却倔强的笑，轻声说：“他走的时候，
把这个家交给我了，我不能让他回来，看到家散了。”这句话，她撑了五十年。
陈家还有几个年幼的弟妹，最小的才刚会走路，最大的也不过十岁，嗷嗷待哺，要吃要穿，
要读书上学，样样都离不开人。阿晚把家里最好的东西，全都留给老人和孩子。
新布先给弟妹做衣裳，细粮先端给公婆补身体，鸡蛋留给读书的孩子补充营养，
有一口好吃的，她也总是先紧着别人。她自己，常年穿着洗得发白、打满补丁的旧衣，
一年到头，添不上一寸新布，一件衣服穿了补，补了穿，直到再也缝补不了。一碗粗粮，
一碟咸菜，一口凉水，就是她一天的饭食。逢年过节，家里才有一点荤腥，
她也从不夹一筷子，全都推到老人孩子碗里。饥荒那年，是她这辈子最接近死亡的日子。
地里颗粒无收，天空久旱无雨，树皮被剥光，野菜被挖尽，家家户户断了粮，
村子里一片死寂，连哭声都带着无力。饿殍遍野的日子里，她饿得浑身浮肿，走路打晃，
眼前一阵阵发黑，双腿软得站不稳，甚至偷偷吞过观音土。那东西入口干涩，堵在胃里，
火烧火燎地疼，疼得她整夜蜷缩在床角，冷汗浸透衣衫，却连哼都不哼一声。可即便这样，
她依旧把仅有的一点点米，熬成稀粥，一口一口小心地喂给公婆。
公婆看着她瘦得脱了形的脸，老泪纵横，拉着她的手，哽咽着说：“孩子，别管我们了，
你改嫁吧，别苦了自己一辈子，我们陈家，对不起你啊。”她笑着摇头，脸上没有半分怨怼，
可眼泪却不受控制地往肚子里咽：“爹，娘，有我在，家就在。你们好好活着，等景明回来，
我们一家人，总会团圆的。”她嘴上说得坚定，心里却一片空茫。团圆，那是多遥远的词啊。
远得她都快要抓不住了。无数个深夜，是她最难熬的时光。空荡荡的房间，冷清清的床铺，
只有一盏昏黄的小油灯，陪着她熬过一个又一个无眠之夜。她抱着他留下的唯一一件旧褂子，
贴在胸口，一坐就是一整夜。褂子上早已没有他的气息，没有温度，没有味道，
可她还是一遍一遍地摸，一遍一遍地摩挲，一遍一遍地想他走时的模样。想他的笑，
想他的声音，想他牵着她手时的温度，想他说“等我回来”时的眼神。想着想着，天就亮了，
一夜，又过去了。村里的闲言碎语，从来没有停过。有人说她傻，守着一句空话，
葬送自己一生。有人说她命苦，一辈子守活寡，无儿无女，无依无靠，到老都没有一个依靠。
有人背地里指指点点，说她一根筋，不懂变通，活该受一辈子苦。她低着头，
默默走过村口的巷弄，把所有嘲讽、同情、议论、怜悯，全都咽进心里，不辩解，不哭闹，
不回头。她只信一句话：他让我等，我就等。只要他一天不回来，她就一天不嫁。
只要他一天没有消息，她就守着这个家，一天不放弃。她送走了公婆，为二老披麻戴孝，
送终守孝，尽了一个儿媳所有的本分。她养大了弟妹，看着他们一个个长大成人，
读书、成家、立业，各自有了自己的小家，过上了安稳日子。她把陈家，
从风雨飘摇、濒临破碎，打理得井井有条、安稳度日。所有人都夸她贤惠、坚韧、重情重义，
是世间少有的好女子。只有她自己知道，她不是什么好女子，她只是一个守着承诺，
不肯放手的可怜人。她只是在等一个，可能永远都不会回来的人。四十年过去，五十年将近。
她已经老得走不动路，眼也花了，耳也背了，腿脚不利索了，整日守着一间空荡荡的老屋，
不愿出门，不愿见人。屋里的摆设，还是他离开时的样子，一尘不染，整整齐齐，
像是在等主人归来。所有人都告诉她，陈景明早就死在了战场上，尸骨无存，
成了无名的英烈，再也回不来了。她信了，却依旧不肯离开老屋，
不肯放下那一点点微弱到极致的希望。她想，就算他死了，魂魄总要归乡。
她要给他留一盏灯，留一扇门，留一张床，留一碗热饭。等他回来，哪怕只是一缕魂魄，
她也想告诉他，她等了他一辈子，没有辜负他。她以为，这一生的苦，终于要熬到头了。
她以为，她会带着这份等待，安安静静地离开人世。直到她六十九岁那年，
一个从远方归乡的老人，带来了一句话。这句话，把她五十年的人生，砸得粉碎。
“我在南边的城里，看见陈景明了。他还活着，成家了，儿孙满堂，日子过得好得很。
”那一瞬，她站在老屋门口，像被一道惊雷劈中，浑身僵住，动弹不得。耳边嗡嗡作响，
眼前一片发黑，浑身的血液，瞬间冻僵。五十年的等待，五十年的付出，五十年的坚守，
五十年的痴心，在这一刻，突然变成了一个天大的笑话。
一个荒唐、可笑、又痛彻心扉的笑话。她不信。她怎么也不肯信。那个让她等他回来的男人，
那个她用一生去守护的男人，怎么会活着，却从不归家？怎么会另娶他人，儿孙绕膝，
把她忘得一干二净？她当即要去找他。弟妹们拦她，哭着劝她。可她不听，谁也拦不住。
五十年的执念，五十年的念想，五十年的委屈，在这一刻全部爆发，她必须亲眼去看一看，
看一看那个她等了一辈子的人，到底在哪里。她拿出攒了一辈子的零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