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名职业生涯极为短暂的记者，为一家报社工作。我工作的方式跟报社里的其他同行有明显的不同，他们喜欢光明的、人人称道的新闻，或者醉心于娱乐界名人的花边新闻。他们最乐意采访的对象是所谓的成功人士，诸如房地产商、石油公司高级主管、将货物堆积在空旷的楼房里贩卖的超市经理等等。有时候他们也就某个专题采访某位指定的政府官员，不过这种机会少之又少，而且采访时必须格外注意措辞，像下人一般小心。他们采访这些社会名流，提一些事先想好的问题。这些问题通常都环环相扣，下一个问题是上一个的延伸，以上一个问题的答案为依据，也就是说受访者的作用仅仅是为了证实记者的猜测。假如受访者的证言超出了记者的预想，他们就会非常来劲，并且一定会大喊：“今天真是大有收获！”然后撰写一些他们自己津津乐道因而认为大众也会感兴趣的报道。而我就不一样，我专门关注一些社会的阴暗面，将不完美的现象指出来，妄想引起普遍关注，从而促进问题的解决或者某种境况的改善。有人说我心理变态，专门窥人隐私，揭短。我写的文章内容也往往令人难堪，执行主编每次拿到我的稿子都要强忍着恶心读完，然后拍一下桌子说“发”，目的是叫人赶快把它拿走，就好像那是某个血淋淋的内脏。我的压力也很大，经常被陌生电话威胁。今年我那篇关于“黑砖窑”的稿子一经见报，将工人兄弟们的血泪史公之于众，就有一颗来历不明的砖头飞向我家的后窗，击碎了玻璃。我呆呆地看着窗户上的玻璃碎片，仿佛被砸的是我的心。
由此可见，我的工作是不受欢迎的，我特别能体会苏格拉底在雅典城邦所遭受的痛苦。然而我贼心不死，依旧以万夫莫当之勇操持我的行当，我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说明我这人天生就是贱骨头。其实，我也不想得罪人，犯下众多的罪孽，在我内心深处，我也希望拥有自己的诺亚方舟。
所以当我听说国门边上的某个小岛有个七星级的酒店的时候，我被震住了。我国边陲有一个可与迪拜著名的帆船酒店
